微不足道，尽管讨论是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思想开始的，而且不时地回到他们那里，但参加讨论的人实际上根本不理解或不重视这一新思想。讨论立即就开始了。布兰斯在季德的文章发表后立即致信季德，这些信发表在1881年12月《经济学杂志》上。布兰斯略过了季德对边际效用的解释和对价值论的应用，甚至认为季德的解释是最明确的。他说，季德指出，杰文斯用效用决定价值，瓦尔拉斯用稀少性，他们都只有一半真理。季德所说确实如此，但所幸的是他还说了一些别的话。季德很恰当地答复了布兰斯，他说，物品数量对价值的影响只能通过它对物品边际效用的影响。这两封信的交换是无用的，因为布兰斯不可能理解边际效用思想。季德理解得非常明确，但影响不了布兰斯，甚至李德本人似乎也还需要坚定信心。

    蒙基在大约1年后发表了一篇关于价值问题的文章。此人于1877年进入第戎法学院，此时季德到了蒙特利埃。蒙基只把季德的文章作为出发点。他希望建立一种可以接受的价值理论，因为他认为季德已经指明杰文斯的理论经不起深究。这里有意义的是，1882年即杰文斯去世之年，在法国仍然缺乏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理解，而不在于提出什么（像蒙基所主张的那样）特别的答案。蒙基的文章并没有表明作者对下述情况有任何暗示，即杰文斯的创新在于利用边际（用后来的说法）思想，而不在于把效用用于价值分析。

    这篇文章引起马蒂诺和蒙基之间交换意见，这些同边际效用价值论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们讨论的是价值论；这再次表明当时倾向于杰文斯或瓦尔拉斯理论的经济学多么少。

    达鲍斯在这一时期发表小册子对价值论提出了长篇说明。他想比较详细地审视一下季德1881年文章发表后掀起的那场争论的各个方面，指出其中的错误，为说明他自己的观点准备条件。详细论列这些辩驳会使今天的读者感到厌烦（1886年大多数读者可能也是这样），而且会使我们滞留于达鲍斯关于杰文斯的看法。达鲍斯得出如下犹豫不决的结论：“在经济学领域内，杰文斯的理论对价值问题没有带来新真理或部分真理，它只是增加了已有的混乱”。他的这个结论显然是通过阅读季德关于杰文斯的文章而得出的，而不是读了杰文斯的《理论》而得出的。由于某种理由，达鲍斯没有触及杰文斯关于效用是物品数量的函数这个观点。他说：“效用随数量变化这个命题是绝对错误的，物品效用同其数量无关，它并不因数量大而减少，也不会因数量少而更有用；无论数量多寡，其营养价值和抵御风寒的效力没有变化。在两种情况下，效用是一样的。”这完全是误解。由于缺乏把效用作为数量的基本思想，特别是没有关于总效用应依存于数量的思想，他显然不可能理解更困难的思想，即边际效用会随物品增加而减少。达鲍斯的小册子又一次激起了争论，但没有比以前更富有启发性的成果。霍达德评论了达鲍斯的小册子，达鲍斯作答，霍达德再答；玛涅金站在达鲍斯一边，达鲍斯回答了他的建议。

    花这么多时间叙述经济学中久被遗忘的作者之间关于价值问题的无成果的争论，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历史有何意义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难得提及边际效用，即使在一开始季德想向法国人介绍杰文斯时也不例外。介绍这场争论，与其说是想让人们注意到季德对杰文斯的关注，不如说是想再次强调指出，法国经济学家不仅在整个1870年代，而且在1880年代，离接受和理解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理论还很遥远。上述最后两封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信是写于1888年，即1871年后17年。参与争论的众人之中，只有一人读过杰文斯的书，而且似乎在拒绝和接受杰文斯理论之间还犹豫不决。只有季德和达鲍斯检验过杰文斯的理论，但他们谁也没有谈起过瓦尔拉斯的观点，或是把他同杰文斯联系起来，即使他以法文写了大量有关论著。瓦尔拉斯完全可以抱怨，认为这种沉默是反对他的一种阴谋、争论者中无一人以任何一点理解的态度读过瓦尔拉斯的书；只有季德提到过他的名字。他们之中更没有人听说过门格尔或其他的后继者了。除了季德最初的解说以外，再没有谁对边际效用思想哪怕只有一点模模糊糊的了解，也没有任何人在经济学的这个方面提出过什么更先进的思想。法国人在1889年还缺乏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