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呢？其他的奥地利大学也有类似的条件，但却没有出现经济学家。法国各大学在70年代曾将经济学纳入他们的法学课程，但这些大学没有产生出经济学派，维也纳大学有两种东西是其他奥地利大学和法国大学所缺乏的。他们有一种新理论可供讲授，又有一批将被承认的经济学家；其他大学讲授的却是过时的行将衰落的理论。奥地利人在1870－1880年代能为他们的学生提出一种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观点，这些观点的价值与日俱增。最后，奥地利人拥有一大批杰出的经济学教师，他们的诚挚与热情促使学生转向认真地研究经济学。

    Ⅱ

    1880年代末和1890年代初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的教学情况从当时几位学生的叙述可见一般，他们是比利时人欧内斯特·麦姆，美国人H．R．西吉尔和法国人亨利·圣马克，他们都是慕奥地利学派之名而来的。当然，门格尔同施穆勒的方法论争论像他的价值论一样也吸引着外国的学生。麦姆特别提到“方法论的大争论”是他对维也纳大学的主要兴趣之一。西吉尔说，各国经济学家都注视着门格尔、施穆勒、庞巴维克和瓦格纳。圣马克说，门格尔在维也纳的地位与施穆勒在柏林的地位不相上下。这三位维也纳的观察者对经济学教授均有很高的评价，麦姆说：“正是这些名教授把我们招到了维也纳。”他对门格尔尤其赞扬备至：“门格尔当学者之前是一位称职的教师，这是他的长处之一。他的教学与其说是在大学进行，不如说是在家里进行。他总是亲切地接待前来向他请教的学生；指导他们进行研究，几个小时地同他们讨论呈交给他的作业。他的藏书十分丰富，无奇不有，把财富交给学生支配是他莫大的快乐。”西吉尔也对门格尔的教学予以高度评价：“对门格尔作为一个教师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他在学生中的巨大声望，他在把那些才华横溢而又同情其基本观点的年青人收拢到自己周围的努力上取得的成功，都足以证明他是这方面的天才……得以接近他的藏书（门格尔有私人图书馆），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机会；能够聆听他的教诲，更是吸引人的事，这正是为数不少的学生更喜欢来到维也纳而不是去柏林的原因。”

    Ⅲ

    各国的特点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边际效用学派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发展，而使奥地利相对地占了上风呢？在德国，对边际效用学说一直抱有敌视态度的历史学派，支配了该时期所有的大学职位。有人说，施穆勒通过在教育部的朋友能够停止聘用任何不赞同历史学派的人，从而阻止边际效用学派侵入德国的大学。这种解说无疑过高估计了施穆勒个人的权力，也过高估计了对边际效用学说抱有强烈依恋之情的对手的人数，以及渴求在大约20多所德国大学谋取经济学教席的人数。

    十分相似的是，一群保守和不生产的学者支配着法国大学的教坛，这迫使里昂·瓦尔拉斯出走瑞士。同德国相比，法国在1877年前大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教席不多，因此排斥经济学家的机会也就比德国更少。在这个时期，他们容忍了夏尔·季德等人。季德直截了当地赞扬杰文斯，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运用边际效用思想。跟德国一样，在法国能讲边际效用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并不多，因而也不会有很多经济学家被拒于教席之外，为争这些教席的法国人为数寥寥。

    这个推测对那个飘忽不定的实体（英国古典学派）也是适用的。倾向于边际效用学说的教授受到排斥，以维护劳动价值论。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马歇尔和埃杰沃思就是明显地倾向于进际效用学说的，而他们此时正位居英国的两个主要的（牛津和剑桥）经济学讲席，边际效用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他们在本国的境遇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在奥地利本身，对边际效用学说的反对像其他地方一样可怕。奥匈帝国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控制着7所奥地利大学：维也纳、布拉格、因斯布鲁克、格拉茨、捷诺维茨、克拉科夫和列堡。1870年后的20年间，后面这4所大学对边际效用学说的兴起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因此，说“维也纳学派”比说“奥地利学派”更确切，尽管维也纳大学的一些学生曾任教于布拉格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不仅边际效用学说多半被局限于1所奥地利大学（布拉格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而且即使在维也纳大学之内（布拉格大学依然），当局也试图把它视为另外一种观点，而不是所介绍的边际效用学派的观点。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存在，是由于奥地利大学把经济学的每一课题都分成两部分，学生可以任选其一。门格尔开始在维也纳大学讲课时，另一个讲席由斯廷主持，他是一位持有完全不同观点的名人。斯廷1885年退休后，当局出于明显的考虑又延聘了米亚科斯基和布伦坦诺，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同门格尔是对立的。虽然他们在维也纳大学未待多久，但聘用他们这件事本身就表明，即使在维也纳大学，边际效用经济学家也未得到全心全意的欢迎，简言之，事实反驳了这样的见解，即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兴起是因为别处经济学家的国民观点反对新思想，而奥地利的国民观点却鼓励这种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