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事情，没有兴趣加以推动，而且不幸于1882年去世。他始终不知道门格尔有同样的观点。

    瓦尔拉斯在有系统地和不断地寻求人们的承认和支持方面，是3人中干劲最足的一个。贾菲编排得极好的三巨册《里昂·瓦尔拉斯通信和有关文件》中，有很大一部分叙述瓦尔拉斯为确保新经济学被人接受，从1873年到1909年所作的不懈努力。

    瓦尔拉斯认为他知道必须怎么办。他有一个科学革命的计划，那不仅是宣告此项革命性的发现。瓦尔拉斯在1883年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有了发现还不够，必须懂得如何造成一种形势，使这些发现能被人理解。”他有足够的革命热情，肯用他自己的钱资助边际革命。1901年瓦尔拉斯估计他已经从继承的家财中花掉了5万法郎（等于他最高年俸的10倍）推展他的学说。从一开始起，瓦尔拉斯就估计到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会忽视他的著作。瓦尔拉斯的想法推动了要把边际效用引进政治经济学的斗争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是有助于斗争的最后胜利的一个因素，因而也有助于边际主义的兴起。

    国际化的计划第一次出现于1873年，当时瓦尔拉斯告诉加尼尔，如果法国人固执地把我当作“一个梦想者”而不予理睬，他将诉诸“外国公众的评判”。他于1874年3月12日确实开始有系统地寻求外国支持者，他寄了内容相同的信给“一个在英国的朋友和一个在德国的朋友”（这两个人和他都是合作运动的成员），以及一位在日内瓦的大学教授（此人熟悉意大利的情况）。在这三封信中，他请对方提供一个精选的教授和主编的名单，以便他可以把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单行本送给这些人，希望以后“和他们发生关系，这些人会深入钻研我的思想，加以讨论”。瓦尔拉斯在一封信中解释为什么“在发表时略有更改”，他说因为他的著作是“很科学的但不太通俗”，他不得不向远处去寻找即使是一小批的读者。他又进一步说明读者对他特别重要，因为他的出版人只有在他的新著的第一部分的销数确实可以保证不赔本以后才会印制第二部分，这项协议把瓦尔拉斯的《要义》的第二部分延迟到1877年才付印。他估计他的《要义》会有成功的机会，如果能在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找到30个人“能够阅读、评判，并公开予以支持”。

    瓦尔拉斯最初的3封信找到了两个意大利的、7个德国的和16个英国的有希望的对象；但是只有一个意大利的和两个英国的通信者对瓦尔拉斯的倡议作出反应。这个意大利人是阿尔贝托·埃雷拉，他使得意大利向边际主义开放。杰文斯是给了复信的第一个英国人，他说已经读过《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瓦尔拉斯的文章。他1874年5月12日写道：“我感到满意的是，我的关于交换的理论，尽管在英国发表时不是被人忽视就是受人批评，而实际上被你的研究成果所肯定。”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之间这种目的一致，加强了创造边际主义的力量。关于他们在新发现方面的巧合，瓦尔拉斯在写给另一个通信者的信里说，他希望“这种巧合的奇特会引起您的好奇心，使您想深入了解杰文斯先生和我两人的著作。”另一个写来复信的英国人是克利夫·莱斯利教授，他指出杰文斯有一种类似的理论，他本人和约翰·穆勒都不同意。

    瓦尔拉斯在他的《要义》（1874年）的第一部分出版时，为了争取和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发生通信关系，又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即“向欧洲差不多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寄赠一份”。这一次，杰文斯给瓦尔拉斯提供了6位可能有反应的经济学家的姓名，其中仅仅G．H．达尔文一人复了信。瓦尔拉斯寄出《要义》（1877年）第二部分时效果也不好。实际上，他争取读者的计划结果得到的人数一定比他预想的少得多；经过种种努力，到1881年他只数出三个“值得提名的学生”：奥尼斯·德·布瓦伊、冯·温特费尔德和德尔·佩佐。

    1881年以后，前途呈现光明。1881－1890年间，承认和支持边际效用概念的著作家几乎每年都增加。1882年，杰文斯死后，成为瓦尔拉斯的主要英国顾问的赫伯特·萨默顿·福克斯威尔，寄给瓦尔拉斯一张列出可能成为对象的12个英国人。根根这张名单，瓦尔拉斯才能够和马歇尔及埃奇沃斯开始通信，这在某些方面是令人鼓舞的。1883年，布瓦伊使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有了接触，结果边际革命的范围又增加了一个国家。门格尔在写给瓦尔拉斯的第一封信中说，他早已知道有了瓦尔拉斯的一些著作，但是不知道自己的观点和瓦尔拉斯的观点相似的程度。或许是没有这种认识，因为门格尔不以为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瓦尔拉斯在写信给门格尔时却强调他们观点的相似处，他说：“先生，我们显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并且显然采取了同样方法来解决。”

    门格尔被介绍给瓦尔拉斯以后的一年，维塞尔发表了他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1884年）。这是一本以门格尔的观点为根据的书，也是将要出现一个奥地利学派的最初迹象，并且书中第一次使用了“边际”一词。它流通的范围狭小。瓦尔拉斯在1886年还不知道这本书，直到1887年才得到一本。夏尔·吉德1885年向瓦尔拉斯建议创办一种“接受批评意见”的法国新杂志，说明瓦尔拉斯早已感觉到的法国人那种冷漠态度有了一些好转。1886年，庞巴维克的《经济货物价值理论大纲》一文在《国民经济学与统计学杂志》上发表，这个杂志是德国关于经济学的专家意见的主要论坛。瓦尔拉斯立即写信给庞巴维克谈到“初步的和匆促的检查已使我意识到该书的极端重要性”。就在这一年瓦尔拉斯写出第二次的边际主义史，放在他的《货币论》（1886年）的序言里。1887年晚期，瓦尔拉斯找到一位俄国数理经济学家拉迪斯劳斯·冯·博尔基韦兹，此人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通信者和可靠的辩护人。

    瓦尔拉斯曾于1884年第一次接到费利普·亨利·威斯蒂德来信，信中说：“我现在正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您的《要义》。”四年过去，瓦尔拉斯才再次接到他的信。继续向瓦尔拉斯提供有关英国经济学家的意见的福克斯威尔，于1886年称赞威斯蒂德“很能干，是杰文斯的一个热情的信徒”，1888年又说他是“令人钦佩的著作家”，并且“正在写一篇对杰文斯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导言。”威斯蒂德送给瓦尔拉斯一本地的《经济科学入门》（1888年），瓦尔拉斯回信说他“极其愉快地”拜读了佳作。次年，他又用了“极其愉快地”这完全相同的词句来形容他看了马费奥·潘塔莱奥尼寄来的一本《纯经济学原理》（1889年）以后的心情。1889年边际主义在奥地利占有的地位，从那一年出现的三本其他运用边际分析的书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三本书是：鲁道夫·奥斯皮茨和理查德·利本的《关于价格学说的研究》、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第二部分）和《资本实证论》，以及维塞尔的《自然价值》。

    Ⅵ

    在1862－1887年间，这种研究效用的新方法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名称。杰文斯在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名词时曾杜撰过“效用的最后程度”、“最终效用”和“极限效用”这些表达方式。门格尔用“最不重要的满足的重要性”来麦示同样的概念。瓦尔拉斯使用了“内涵的效用”、“稀少性”和“得到满足的最后需要的强度”这三种说法来指向一概念。到1887年的时候，似乎“最终效用”可能成为标准的名词，至少在英语中是这样。甚至维塞尔在《起源》（1884年）中用过的“Grenznutzen””（边际效用）一词，也被译为“final

    utility”（最终效用）。

    1888年未出现一个词，它终于取代了英语中的“最终效用”，并大概也将取代其他语种中以前使用过的名词。它就是“边际”这个词，由费利普·亨利·威斯蒂德在他的《入门》中首先采用，在这本书的每一页上平均出现两次：就初次使用而言，这是大量出现了。别人接着采用的现象发展缓慢。例如，“边际”一词在1888年埃奇沃斯对《入门》一书的评论中就找不到、在该年晚些时候埃奇沃斯对英国科学促进会的F组发表的会长就职演说中找不到，尽管他谈到威斯蒂德的《入门》，并多次提起“最终效用”和“最终的无效用”。

    不难推测，这个词威斯蒂德是从维塞尔的书里借用的。维塞尔曾于

    1884年首先把“最终效用”译为“边际效用”，这简直不是确切的翻译。但是，在《入门》中或行在其他地方，没有证据表明威斯蒂德在引用“边际”这个词时曾受到维塞尔的《起源》或者其他著作家偶尔使用“边际效用”一词的影响。还可以加上一句说，“边际效用”是一种“非直译”。而且也未必是一种靠得住的译法，特别是因为“最终效用”这个说法曾经越来越多地作为同义词用了17年。1890年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记事》双月刊登载了庞巴维克的文章的两篇译文，其中“边际效用”一词不出人们所料每次都被译为“最终效用”。“Grenze”（边际）这个词在门格尔的《原理》一书里也有，但是应该并且在英文版里确实是译为“极限”而不是译为“边际”。

    埃奇沃思在他为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词典》（1869年）所写的《（经济学中的）边际》一文中说，威斯蒂德首先使用“边际”这个词，而不是“最终效用”。另一个可靠的报道者詹姆斯·博纳1889年说：“‘边际主义’是威斯蒂德使用的一个巧妙而恰当的词语。”埃奇沃思和博纳都没有使人联想到和维塞尔有任何关系。奇怪的是，威斯蒂德在他为帕尔格雷夫的词典所写的《效用的最终程度》那篇文章里始终没有提到“边际效用”。威斯蒂德的文章的结尾中有一句话说：“杰文斯所谓‘效用的最终程度’就是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

    包括“边际”这个词的第二本书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马歇尔对这个词的使用不像威斯蒂德用得那样频繁，平均每15页使用一次。人们可能以为马歇尔从威斯蒂德那里学到“边际”这个词。然而并没有人这样说过。在《原理》第1版中，马歇尔亲自说明了这个词的来源。他写道：“‘边际’增量这个词是我从杜能那里借来的，现在德国经济学家一般都使用。杰文斯的《理论》问世时，我采用了他的‘最终’这个字眼，但是我逐渐地终于相信‘边际’比较好。”马歇尔的说明在某些方面是不确切的。杜能并没有使用“‘边际’增量”一词；就这个词来说，马歇尔除了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以外也没有使用过。杜能只使用了“边际”这个名词一次，而这一次指的是“极限”，超过这个极限雇主就不会增雇任何工人。

    马歇尔觉得自己的说明不恰当，结果在第2版里把脚注改成这样：“‘边际’增量这个词是和杜能的思想方法协调一致的，并且是由于受了他的启发，虽然他没有实际使用。由于维塞尔教授所提倡，奥地利经济学家一般已经使用了一个时期，而且已经被威斯蒂德所采用。杰文斯的《理论》出现时，我采用他的‘最终’这个字眼，但是我逐渐地终于相信‘边际’比较好。在第1版里，这个脚注错误地把这个词以及‘边际增量’的概念追溯到杜能。”这简直不是改进。他所谓“采用”是什么意思呢？马歇尔在第二版的索引中也两次引用“维塞尔首先使用了‘边际效用’”这句话。此后的版本中都删掉了这可能引起误解的一句。

    在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1889年）由威廉·斯马特于1891年译成英文时，“边际”这个新词确曾作为德文“Grenze”的英译而出现（或许是第一次出现）。在克里斯琴·马洛赫1893年翻译的维塞尔的《自然价值》（1893年）一书中，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斯马特以及他的学生马罗赫一定是从马歇尔的《原理》而不是从一些德英词典中学到“边际”这个词的。

    “边际”这个词被威斯蒂德应用于10个不同的词，被马歇尔应用于13个不同的名词。威斯蒂德和马歇尔两人都用“边际”这个词来修饰的惟一名词只是“效用”。威斯蒂德的其他名词是**、被想望性、效果、效力、有用、价值、使用价值、需要和值得。马歇尔的其他名词是资本、生产成本、需求价格、劳动的无效用、投入量、生产要素的效率、努力、费用、增量、产品、报酬、供给价格和货币的效用。

    很可能，“边际”这个词被采用，不是作为“Grenze”的译名，而是作为“最终”一词的比较方便的代用语。“边际”这个词比较灵活。尤其是因为它还可以用在例如“在边际”或者“在边际上”的意义上。威斯蒂德和马歇尔都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威斯蒂德使用“边际”这个名词24次，马歇尔用了12次。这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使边际分析符合英国政治经济学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分析类型，其内容包括把注意力集中在“耕作边际”的情况上。威斯蒂德和马歇尔写书时，人们认为“边际”在这一意义上广泛使用。西蒙·帖顿1889年说：“‘耕作边际’这种说法，由于长期使用，已经成为一种标准方式，表达经济学上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耕作边际”这种说法曾被托马斯·查默斯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道德状况及道德前景》（1832年）一书中引用。他学习“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和马尔萨斯先生”，从考虑“耕种的终极限度”开始他的探讨。查默斯重复了这种说法，然后未作解释就改用“耕种的终极边际”，这另一种说法他只用了两次。他也用了“最后和最远的边际”。“边际”这个词用了三次以后，他又恢复使用他原来用的名词“限度”，频繁地使用，常常写出“终极限度”“某种限度”、“自然限度”、“最小可能的限度”或者“存在的限度”。“限度”的一种德文译语是“die

    Grenze”。

    仅仅查默斯一个人或许还不能把“边际”这个词引进政治经济学的词汇。在得到约翰·穆勒的赞成时，引进后发生效力了。穆勒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中，把查默斯博士包括在“最著名的和有重大成就的著作家”之列，这是他通常得不到的地位。穆勒说查默斯具有善于表达意见的优点，“用他自己的语言，往往说出人们惯用的词句只会隐蔽的真理的某些方面”。穆勒写道：“查默斯博士说得好，政治经济学上许多最重要的教训必须在终极的耕作边际才能认识到。”穆勒在许多别的时候提到“边际”，认为这是查默斯最先采用的。“边际”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经过很有趣。阿道夫·泽特贝尔在他所译的穆勒的《原理》的德文本（1852年）里，把“在极终的边际”译为“auf

    dem aussersten Rande；把穆勒的“典极限度”解释为“ die ausserste Grenza”。这样，边际这个词（以及因此“边际主义”这个词）恰好就像它应该的那样，把杰文斯、门格尔及瓦尔拉斯的著作和韦斯特、马尔萨斯及穆勒的著作联系起来。在这一意义上，边际主义似乎是两股分析之流的汇合。

    Ⅶ

    把边际主义包括在一般经济学的论文之内，标志着边际主义起源方面的最后或得到承认的阶段。为了简明扼要，这里只考察美国的教科书。

    理查德·伊利的《经济学大纲》（1893年）是出书后40年中经济学教授们最广泛选用的一本美国课本，这本书是作为作者的《政治经济学绪论》（1889年）的修订本处理的，《绪论》中原来简直没有边际主义的迹象。《大纲》包含略多一些的边际主义。他在一段简短的经济学史中介绍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并评论当时在美国已经有人知道的奥地利学派。此书的索引中列出了“边际主义”，但是正文里只有关于边际效用这一概念的简略介绍，而且没有提到这个名词本身。

    伊利的《大纲》的第一版从1893－1907年适应了当时的需要。在这15年中边际分析进入了一些其他竞争的课本，这些书的作者中有：A．T．哈德利（1896年出版）、C．J．布洛克（1897年出版）、H．J．达文波特（1897年出版）、E．T．迪瓦因（1898年出版）、F．W．布莱克默（1900年出版）、F．A费特（1904年出版）、H．R．西格（1904年出版）和E．R．A．塞利格曼（1905年出版）。这些课本多半仅仅讨论边际效用，虽然哈德利和塞利格曼的著作里也有边际生产力这个项目。

    伊利的《大纲》修订本（1908年）的出现，反映了边际主义方面的变化。在修订本的编订者加上了边际生产力作为对回到劳动和资本的一部分收入解释以后，没有其他的课本再把它排除在外。伊利的《大纲》后来于1916、1923、1930和1937年先后印了4版，关于边际主义保持着差不多同样的内容。

    从1908至1936年这一段时期的其他主要的美国课本，其内容范围都和伊利的著作基本上相同。这些书的作者是阿尔文·约翰逊（1909年出版）、F．W．陶西格（1911年出版）、欧文·费希尔（1911年出版）、F．M．泰勒（1911年出版）、J．R．特纳（1919年出版）、H．克莱（1919年出版）、T．N．卡弗（1919年出版）、O．F．布克（1925年出版）、莱昂内尔·伊迪（1926年出版）、L．A．鲁菲纳（1927年出版）、F．B．加弗和A．H．汉森（1928年出版）、P．F．格米尔（1930年出版）、F．R．费尔柴尔德（1930年出版）、布罗德斯·米契尔（1932年出版）和F．S．戴布勒（1936年出版）。这是一段28年的稳定时期，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都已经被人接受。在这些课本中，边际分析没有其他的用处。

    20世纪30年代中，边际概念被引进一些刊物和专业文献。“边际效用”已经失宠。边际替代率取而代之，部分地作为J．R．希克斯和R．G．D．埃伦的《价值论的再商讨》（1934年）一书的直接结果。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长期以来出现在个别事例中的对最大限度化的两项指标，开始在爱德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经济学》（1933年）和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年）中广泛使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开始把一些边际名词异乎寻常地作为常用词使用。

    这些变化在1937－1947年间影响了课本。两本教科书，一本是迈耶斯写的，第二本是麦克艾萨克和史密斯合著的，都于1937年出版，其中第一本清楚地表明张伯伦和罗宾逊的概念被人接受了。1947年出版的洛里·塔布斯写的教科书，把凯恩斯式的边际名词放在显著的地位。

    代表1947年以后美国课本的新特征的一本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1948年），这是当时销售日益增多的一本书。1970年修订时此书仍在风行。这个修订本包括基本上和第一版相同的边际主义题目，但用了一倍以上的篇幅。当时流行的其他教科书中，边际主义的数量与性质大致和萨缪尔森的书中相同。

    美国课本中的边际主义经历了三个逐步取得人们认可的稳定时期：第一个时期，1893－1907年；第二个时期，1908－1936年；一段时间的间歇，1937年－1947年；以及第三个时期，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