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汪维藩神学思想的特点（13）

    汪维藩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变还表现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周易·系辞下》）的忧患意识。汪维藩说：

    “怀着这种忧患意识读先知书，便能珍视那种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出自忧国、忧民、忧教会之心的先知的呐喊。在此，人所当持守的‘常’，则是维护上帝的圣洁与公义。”汪维藩读经与中国传统思维金陵神学志，1998（总）34期

    汪维藩不仅强调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会通，还努力寻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从而有助于中国特色神学之建设。他还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只是对上帝之晓谕的“揣摩所得”，基督教之圣经乃是“上帝晓谕”、“上帝直接启示”，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别；中国传统文化中兼爱、成圣、人格追求等内容没有一位外在超越的上帝来成全；中国传统人伦关系没有天伦作为其不拔之根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忏悔意识，有的只是将功补过、戴罪立功，仅有的一点反思、反省、反求诸己只是在伦理层面上，只是在人的平台上。因此，他强调要对基督教中有益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内容进行挖掘和整理，要把耶稣基督“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1920（2）见：汪维藩人格与精神的召唤金陵神学志，1989（总）10期注入中国文化的血液之中，以补充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所需要的耶稣基督那种崇高伟大的人格和那种热烈深厚的情感；以补充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内在的、情感的动力；以补充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忏悔意识，提升我们这个民族反思、反省的灵性层次，从而使中国化了的基督教能够贡献于21世纪，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里，汪维藩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属于对上帝之晓谕的“揣摩所得”的说法尚需商榷；所列举的一些基督教比中国传统文化高明之处也还在讨论之中，但从上述观点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挚爱深情，他的总出发点是基督教能够有益于中国的文化建设，有助于民族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

    综上所述，汪维藩的神学思想具有重生命、重实践，重灵命、重伦理、重圣经、重中国传统文化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