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性上的、思想上的转变和醒悟，开始接受**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具有深沉的民族情、爱国情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汪维藩也开始认识到保守的基要派信仰的褊狭和自私，认清了这种神学和新社会的格格不入，他认识到，要与新社会相认同，相协调，就要改变、抛弃旧社会接受的畸变和扭曲的神学观点，而“唯一的出路是重新回到圣经寻求新的亮光与信息，要看上帝如何说”汪维藩中国教会神学思考之特色金陵神学志，1991（总）13期。认识到这一点，汪维藩开始从灵性上转变和醒悟：

    “我们要在主面前悔改，承认在已往的日子当中，因着不明白他的心意而有的过犯与罪孽，并且从头学习爱人，学习关切人的生活，关切人的平安，人的幸福与人的自由。这样，我们将更能体贴主的心意，主也更能用我们去为他做见证，我们也将更能归荣耀给神。”汪维藩你们的灵如何金陵神学志，1955（3）

    这里，汪维藩对自己以往的错误想法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笔者认为，他之所以有勇气这样做，除了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和教育外，主要是因为深受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忏悔意识，这是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因素，也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品质。汪维藩在效法基督，追求成圣的过程中，经常进行这种对自我灵魂的剖析和对蒙尘之良心的净化，在《野地里的百合花》第八十和八十三篇中，他认识到：

    “我是那样的卑微，怎么敢和主相比呢？竟然不像主那样，能进却不能退。有了一点名气，就沾沾自喜；实际情况和名望并不相符，却陶醉得不想退到主面前。个人的名利，我还没有把它看如粪土；虚荣与私心，却常像污浊的水浪，在我里面翻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