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要想凭着国家的法律措施，诱使人民自己来生产在国外可以用较低代价买到的任何商品，是一种愚蠢行动。象这样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说明了财富的要素，把生产程序说得那样清楚，把原有各学派的错误揭露得那样透彻，在没有产生其他学说体系时，是不会不受到欢迎的。这一学说的缺点在于，它在实际上只是一种私人经济学说，所涉及的只是一国中或全人类中的个人，这种私人经济将在某种局势下自然形成，自然发展；这里所假定的某种局势是这样的，其间并没有各自界限分明的国家民族或国家利益，没有彼此分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组织或文化阶段，也没有战争或国与国之间的仇恨。说来说去，这个学说不过是一个价值理论，不过是一个店老板或商人个人的理论；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学说，并没有说明，为了国家的文化、福利、权力、存续与独立自主的特殊利益，怎样使一个完整国家的生产力得以产生、增长并得以继续保持。

    这个学说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据这个学说，任何事物的价值就是财富，因此唯一目的是价值的取得。至于生产力的建立，那是要听任机会、听任自然趋势或天命的。随便你喜欢怎么说），政府决不可从中有任何作为，关于交换价值的累积这件事，政治力量是不可从中干预的。根据这个学说，哪里的货物最便宜，就应当到哪里去买，如果本国工业由于外货输入而一败涂地，在它看来无关重要。如果外国对工业品输出实行补助办法，那就更妙了，买进时就可以更加便宜些。在它看来，除了实际生产有交换价值的物品的人们以外，没有一个阶级是生产性的。关于分工如何有助于某一具体事业的成功，它是充分认识的，至于分工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怎样，它就一无所知了。它知道只有通过个人经济才能使资本增加，也只有在资本有了增加以后，个人业务才能随着这个增加比例而扩大；但是它对于由建立本国工业而来的生产力的增长，或由这种增长而来的国外贸易或国家力量，却不懂得重视。只要个人能获得财富，整个国家的前途如何，在它看来是完全无关重要的。它所注意的只是土地所产生的地租，至于地产的价值则置之度外；它并没有理解到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是它的土地和不动产的价值。关于国外贸易对地产价值和价格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动和灾害，它简直毫不介意。总之，这个学说是道道地地的“重商主义”；而科尔伯特的唯一目标是在于建立国家工业、国家商业，对于交换价值一时的得失并不措意，他是主要倾向于“工业主义”的，结果何以会把“重商主义”这个名称加在他的头上，实在有些费解。

    尽管如此，我们对于亚当·斯密的伟大功绩并不否认。他是第一个成功地将分析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的。他凭了这个方法和惊人的智慧，阐明了科学的一些最重要部门，这些部门原来几乎完全是不清楚的。在亚当·斯密以前，存在的只是例有的成法；通过他的著述，才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有了可能，他对这门科学所贡献的材料，在数量上超过了他以前或以后的任何人。

    但正是他在智力上的这种特性，一方面使他从事于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因素时作了这样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使他的学说存在了许多缺点；为什么他没有就社会全体作完整的观察，没有能把个人利益合并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没有把国家放在个人的前面来考虑，当他急于要顾到各个生产者行动自由这一点时就忘记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原因就在这里。他对于单是在一个工厂里进行分工的好处看得那样清楚，却没有理解到，同样的原则在整个省区、整个国家应用时也是同样有效的。

    杜加尔德·斯图尔特对于他的批评与这里的意见正相符合。斯密对于人的个别特征能够作出异常尖锐的判断，但是当他有必要对一个人或一本书的全般性质提出意见时，他所表示的见解竟那样的孤陋、偏执，简直使人惊讶万分。不但如此，他对于同他亲密相处了多年的那些人的性格，也没有作出正确评价的能力。他的传记作者这样说：“这个写照，如果从某一观点出发，与本人相对照时，总是神情毕露、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的；但是从这个人的一切角度与整个体态来看时，写照决不能具有逼真的、全面的再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