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部移到了新的机构，而农业部自然只是想了解谷物上喷洒农药的好处，而不是危险。从1962年，国会就号召确立杀虫剂的检验。注册和资料的标准，不是一次，而是三番五次，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推迟和废弃了。例如，克林顿-戈尔政府接政时，使农场工作者免受杀虫剂毒害的标准还没有确定，尽管环保署在70年代初就开始“运作”了，像DDT那样的广谱杀虫剂已经被毒性更大的窄谱杀虫剂替代了，但它们并未经过全面的检测，具有相当的或更大的危险性。

    杀虫剂工业中的大部分强硬派人士都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呼吁的保护性措施的施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年来，国会依然宠爱这些工业。规范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的法规的标准比食品和医药的法律宽松得多，国会故意让它们难以实施。在制定杀虫剂的安全标准时，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考虑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纯粹是自掘陷阱。农业产量的增加（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提高），是以癌症、神经病等的潜在增长为代价的。况且，把具有危险性的杀虫剂从市场上彻底清除还需5至10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很强，如果效果比现有的稍好一点，也会得到允许。

    依我看，这很像是一种“低谷呆久了，反有上升之感”的心理平衡了。现有的体制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利益，获得近期利益。可以证明，这种近期利益是相当短的。许多杀虫剂不能使所有的害虫全部灭绝。也许开始时能，但害虫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了，那么，这些化学药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更何况，我们重点研究的是杀虫剂对成虫的作用，而不是幼虫，而成虫对化学药品是特别脆弱的。科学家们总是分立地检测它们的作用，而不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而这正是我们的田野。牧场和河流中潜在的巨大的危险。重要的是，我们继承的是这样的系统：法律与漏洞共存、执行与推迟同在，并在表面上牵强地掩盖全方位的政策性失败。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杀虫剂的过分利用与基本价值不协调。最坏的是它们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它们引起相对较长期的、缓慢的危害。然而，真实的结局是《寂静的春天》出版后22年，法律、法规和政治体制都没有足够的反应。因为卡逊不仅熟知环境，也深黯政界的分歧，她已经预料到了失败的原因。几乎在没有人讨论金钱与势力两大污染时，她即在园林俱乐部讲演时指出：“优势……给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在预测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争论时，她谴责减低竞选开支税（本届政府正在寻求废除）并指出这种减税“意味着（举个特殊的例子）化工工业可以在捐款上讨价以反对未来的管制。……追求无法律约束的工业界正从它们的努力中获利”。简言之，她大胆地断定，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一种努力的持续几年的失败可以解释另外一种失败，结果会同它们不可接受一样不可否定。1992年，我们国家共用了22亿磅杀虫剂，这等于人均8磅。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杀虫剂是有致癌性的，其他则可以毒杀昆虫的神经和免疫系统，这对人也是可能的。虽然我们已不再有卡逊所描述的日用化学品的值得怀疑的好处——“我们可以用一种蜡刨光地板，它可以杀死上面的虫子”，现在有超过90万个农场和6900个万家庭在使用杀虫剂。

    1988年，环保署报告说32个州的地表水已经被74种不同的农业化学药品污染了，其中包括除莠剂阿特拉津（A-trazine），而它被认为是人类的潜在的致癌物。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田每年要喷洒7000万吨农药，而150万磅流入供2000万人饮用的水中。阿特拉津并没有在市政的水处理过程中提取出来。春天来临的时候，水中的阿特拉津量会经常超过饮用水的安全标准。1993年，整个密西西比河流25％的水都是这样。

    由于其他原因，

    DDT和PCBs在美国真正被禁用了。但作为化学物之近亲的模仿雌性激素的杀虫剂又大量出现了，而且还在增加。来自苏格兰、密执安、德国和其他地区的研究报告表明它们可以导致生育能力的下降。引发睾丸癌和肺癌及生殖器官畸形等。仅在美国，在此种激素类杀虫剂泛滥的20年来，睾丸癌的发生率已经增长了50％。这个数据就意味着，由于某种尚未弄清的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精子数己下降了50％。有的文献认为这些化学药品也影响了野生动物的再生能力。三位研究人员研究了《环境健康服务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I Health Services）中的数据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很多野生动物的数量处于危险的边缘。”大多数这类问题都是动物和人类的再生系统发生巨大的无法预知的变化的征兆，但现有的有关危险性评估的法律并没有考虑到杀虫剂的潜在有害影响，新政府建议进行这种检测。

    这些化学药品的护卫者无疑会做出传统的回答：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并未显示出化学药品与疾病有直接联系，巧合不等于因果关系（虽然一些巧合要求做出谨慎的，而不是鲁莽的决定），而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并不总是绝对地、必然地等效于人体实验。这些回答令我们想起了卡逊当年所遭受到的来自于化学工业和大学科学家对其工作的回应。她预料到这种回答，在《寂静的春天》中她这样写道，“少吃一点半真半假的镇静药。我们迫切地需要给这些错误的断言和文过饰非画上句号。”

    在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掌管内政部、安·戈萨奇（Ann Gorsuch）掌管环保署的时候，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毒害环境几乎被认为是强硬派经济实用主义的标志。在戈萨奇的环保署，例如综合病虫治理（IPM）、例如化学药品的替代，就确实地被宣布为异端。环保署禁止出版有关它的东西，综合病虫治理方法的证明书被宣布为非法。

    克林顿-戈尔政府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决心扭转杀虫剂污染的历史潮流。政府采取了三项强硬性措施：更严格的标准、减少使用、大部分用生物制剂代替。

    显而易见，合理使用杀虫剂不得不平衡危险与利益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因素，但我们也不得不把特殊利益的法码排除在标准。平衡之外，标准必须是明确的、严格的，检查必须彻底、真实。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孩子规定的对农药残余物的忍耐水平超过了他们应有水平的几百倍。怎样计算经济效益才能为之辩护呢？我们必须检查化学药品对孩子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成人。同时，我们不得不检验一定范围化学品的不同组合。我们必须检查，不仅为了减少恐惧，也为了减少我们不得不恐惧的东西。

    如果农药不必需或在特定条件下不起作用，那么请不要冒昧使用。效益应该是真正的，不是可能的、暂时的或投机的。总之，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生物制剂上，这也许是工业界和政治辩护士所敌视的。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提到了“真正的了不起的可以替代化学药品控制昆虫的替代品”。今天，这些替代品很广泛，尽管受到了大多的官员的冷眼和制造商的抵制。为什么我们不致力于推广无毒物呢？

    最后，我们必须在杀虫剂生产和农业集团与公众健康团体之间建立一座文化互解的桥梁。两个团体中的人来自不同的环境，上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观点，只要他们充满怀疑和敌视，而不彼此正视，我们就会发现改变一个其产品和利润以污染为代价的体制是很艰难的。我们能够结束这种体制的有效方法是缩小文化界限，让农业附属机构鼓励替代化学药品。另一种方式是进行对话，让为我们提供食品和保护我们健康的两个集团彼此协商。

    克林顿-戈尔政府的处理杀虫剂的政策有很多缔造者。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位妇女。她1952年从政府机关中退休了，这样她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而不仅是在周末或晚上。但在精神上，蕾切尔·卡逊出席了本届政府的每一次环境会议。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们毕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前行。

    1992年，一个杰出美国人的组织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50年来最具有影响的书。这些年来，贯穿着所有政治争论，这本书一直是对自我满足情绪的理性批评。它告戒我们，关注环境不仅是工业界和政府的事情，也是民众的分内之事。把我们的民主放在保护地球一边。渐渐地，甚至当政府不管的时候，消费者也会反对环境污染。降低食品中的农药量目前正成为一种销售方式，正像它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命令一样。政府必须行动起来，人民也要当机立断。我坚信，人民群众将不会再允许政府无所作为，或者做错事。

    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她将我们带回如下在现代文明中丧失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本书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使我们时代可加辩论的最重要的事情显现出来。在《寂静的春天》的最后几页，卡逊用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著名诗句为我们描述了“很少有人走过的道路”。一些人已经上路，但很少人像卡逊那样将世界领上这条路。她的作为、她揭示的真理、她唤醒的科学和研究，不仅是对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有力论争，也是对个体所能做出的不凡之举的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