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反抗癌症的斗争由来已久，其起源因日久天长已经无法为人所知。不过最初的病因肯定是来自自然环境。在自然环境中，无论有何种生物居住，地球总是受到太阳、风暴和地球古代自然界所带来的各种或好或坏的影响。这个环境中的一些因素制造了灾难，面对这些灾难，生命要么就适应，要么就被淘汰。阳光中的紫外射线可以造成恶性病变。从某些岩石中放出的射线也能如此，从土壤或岩石中淋溶出来的砷也能污染食物或饮水。

    还在生命出现之前，环境中就已存在着这些敌对的因素;然而生命出现了，并且在经过几百万年时间之后，它已数量大增，种类繁多起来了。经过了那个属于大自然的、具有宽裕时间的时代，生命达到了与破坏力量相适应的状态;选择性地淘汰了那些适应能力差的生命，而只让那些最具有抵御能力的种类活下来了。这些自然致癌因子现在仍然是产生恶性病变的一种因素，然而它们现在已为数极少，并且对它们那种古老的作用方式，生命从一开始就已经习惯了。

    随着人类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人类不同于其他所有形式的生命，他能够创造产生癌症的物质，这些物质在医学术语上被称为致癌物。许多世纪以来，一些人造致癌物已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包含有芳烃的烟尘就是一例。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我们世界已变成了一个一直在不断加速变化的地方。自然环境正被人为环境迅速取代，而这个人为环境是由许多新的化学和物理因素所组成的，其中许多因素具有引起生物学变化的强大能力。人们至今还不能保护自己免受这些由人类自身活动所创造出的致癌物的危害，这是由于人类的生物学遗传性进化缓慢，所以它适应新的情况也很缓慢。其结果是，这些强大的致癌物就能够很容易地击破人体脆弱的防线。

    癌症由来已久，但是我们对于癌症的起因的认识一直是很迟缓、很不成熟的。在将近两个世纪之前，伦敦的一个医生首先发现外部的或环境的因素可能引起恶性病变。1775年，波斯渥尔·波特先生宣称，在扫烟囱人中普遍出现的阴囊癌肯定是与积累在他们体内的煤烟有关。他当时还不能够提供出我们今天所要求的那种“证据”，但是近代研究方法现在已将这种致死的化学物质从煤烟中分离出来了，并且证明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波特发现在人类环境中有某些化学物质通过多次皮肤接触、呼吸或饮食能引起癌症。在其发现后的一个多世纪时间内，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多少新的进展。确实，人们早已注意到在康涅尔和威尔士的铜冶炼厂、锡铸造厂里的暴露于砷蒸汽的工人们中间流行着皮肤癌。人们认识到，在赛克索尼的钴矿和波西米亚的乔其尔塞尔铀矿中的工人们患去一种肺部疾病，后来诊断是癌症。然而，这些都是矿区的现象;但在工业本身大规模生产之后，这些产物就侵入到了环境中几乎每一个生命体中。

    在十九世纪最后的25年中开始对起源于工业时代的恶性病变有所认识。大约当巴士德正发现微生物是许多传染病病因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却正在揭示癌症的化学病因——在撒克逊的新兴褐煤工业和苏格兰页岩工业的工人中间的皮肤癌与其它癌症的发生都是由于职业性地暴露于柏油和沥青。近十九世纪末，已有六种工业致癌物为人所知，二十世纪创造出了无数新的致癌化学物质，并且使广大群众与它们密切接触。在波特研究工作之后的不到两个世纪期间内，环境状况已发生了广泛变化。危险化学物质接触已不仅限于职业性的暴露;这些化学物质已进入了每个人生活的环境中——甚至包括孩子和至今尚未出生者。因而，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恶性病在急骤增多是毫不值得奇怪的。

    这种恶性病增多本身并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想象。1959年7月的人口统计办公室月报报道了包括淋巴和造血组织恶变在内的腰性病的增长情况，1958年的死亡率为15%，而1900年仅为4%。根据这类疾病的目前发病率来判断，美国癌症协会预计现在活着的美国人有四千五百万个最终要得上癌症。这也就是说每三个家庭中有两人要遭受恶性病的打击。

    至于孩子中间出现的这种情况更令人深感不安。25年前，在孩子中出现癌症被认为是医学上罕见的事。而今天，死于癌症的美国学龄儿童比死于其他任何疾病的数目都多。情况已变得非常严重，因而波士顿建立了美国第一所治疗儿童癌症的医院。在1－14岁年龄孩子的死亡总数中有12%是由癌症引起的。大量的恶性肿瘤在临床上发现于5岁以下的儿童中。然而更加可怕的事是，这种恶性肿瘤在现有已出生或待产的婴儿中大量急骤增多。美国癌症研究所的W·C·惠帕博士是一位最早的环境癌症权威，他指出，先天性癌症和婴儿癌症可能与母亲在怀孕期间暴露于致癌因素有关，这些致癌因素进入胎盘，并且作用于迅速发育的胎儿组织。实验证明，愈是年幼动物遭受致癌因素作用，就愈容易得癌。佛罗里达大学的弗兰西斯·雷博士警告说:“由于化学物质混入到食物中，我们可能正在今天的孩子们中引起癌症……我们难以想像在一、两代时间内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在这儿，与我们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试图控制自然时所使用的化学物质中，究竟哪些对癌症的发生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依靠由动物实验得出的结论:我们将看到五种，也可能是六种农药必将肯定被评价为致癌物。如果我们再把那些被某些医生认为会引起人类白血球增多症的化学物质加上去，这一致癌物名单就会大大加长了。在这儿，结论是根据情况推测的，既然我们不能在人体上做试验，结论也只能是如些;但这个结论仍然是令人难忘的。当我们把那些对**组织或细胞具有间接致癌作用的那些化学物质也包括在内时，那么就会有更多一些的农药加入到这个清单中去。

    与癌有关最早使用的农药之一是砷，它以砷酸钠形式作为一种除草剂出现。在人体与动物中，癌与砷的关系由来已久。据惠帕博士在他的“职业性肿瘤”一书中说，有关暴露于砷的后果的一个奇怪的例子是一篇有关此题目的专论。位于西里西亚的雷钦斯坦城，在几乎一千年的时期内，一直是个开采金、银矿的地方，并且几百年来一直也在开采砷矿。几世纪以来，含砷废料堆积在矿井附近，山中流水经过时冲走了废料中所含的砷。地下水也被污染了，砷因而进入了饮用水中。在几个世纪中，当地的许多居民染上一种疾病，后来你之为“雷钦斯坦病”，它是慢性砷作用，能引起肝、皮肤、消化和神经系统紊乱。恶性肿瘤经常与这神病同时发生。现在，雷钦斯坦病只具有历史意义了。因为二十五年以前已改用新水源，砷大部分已从水中清除掉了。同样，在阿根廷的考多巴省，由于来自含砷岩层的饮水已被污染，由此出现了一种引起砷皮肤癌的慢性砷中毒的地方病。

    通过长期使用含砷杀虫剂来创造一种与富钦斯坦和考多巴相似的情况并不是件难事。在美国西北部的种植烟草地区和许多果园地区，以及在东部种植越橘的地区，那儿浸透了砷的土壤都很容易导致供水的污染。

    一个受砷污染的环境不仅影响到人，而且同样影响到动物。1936年，一个很有趣的报告来自德国。在撒克逊的弗雷贝格附近，银和铅的冶炼厂向空气中排放出含砷气体，含砷气体飘向周围农村，并降落在植物上。根据惠帕博士报道，马、母牛、山芋和小猪，它们当然都是以这些植物为食料的，它们都表现出毛发脱落和皮肤增厚。栖息在附近森林中的鹿有时也出现不正常的色素斑点和癌前期的庞肿。一个庞肿就是一个癌的明显的病变。不管是家饲的动物还是野生的动物都受到“砷肠炎、胃溃疡和肝硬变”的影响。放牧在冶炼厂附近的绵羊出现了鼻窦癌;当它们死去时，在它的大脑、肝和肿瘤中化验出了砷。在这个地区，同样也有“大量昆虫死亡，特别是蜜蜂。下雨以后，雨水冲下了树叶上的含砷尘埃，并把它们一直带进小溪和池塘中，大量的鱼也死掉了。”

    属于新型有机农药组的一种致癌物就是一种广泛用于对付螨和扁虱的化学物质。这个农药的历史充分证明尽管法律尽量给民众以保护，但为控制这种中毒情况而提出的法律诉讼进行得太慢，因而在判决前，民众却要多年暴露于一种已知的致癌物之中。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个经过是很有意思的。它证明了今天要求民众接受的，今天看来是“安全得很”，到明天就可能变得危险至极。

    1955年，当这种化学物质被引进的时候，制造商就搞出了一个容许值，此容许值允许在用药的粮食作物中出现少量残毒。根据法律的要求，他已在实验动物身上用此化学物质作了试验，并且提交了他的实验结果。然而，食品与药物管理处的科学家们认为这些试验正好显示出这种化学物质可能具有致癌倾向，因此，该处的委员提出了一个“零允许值”，即在跨越州际运输的食物中，在法律上不允许出现任何残毒。不过，制造商有权上诉，因此这一案子被委员会重新审查。这个委员会作出了一个拆衷决定:一方面确定容许值为百万分之一，另一方面让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两年，在这段时间内进一步作实验以确定这种化学物质是否真是致癌物。

    虽然该委员会没有这样说，但它的决定意味着民众必得扮演豚鼠的角色，和实验室的狗、老鼠一同去试验受怀疑的致癌物。不过动物实验很快就得出了结论，两年之后，就查清了这种杀螨剂确实是一个致癌物，其残毒还污染着销售给民众的食物。甚至在这一情况下，1957年，食品与药物管理处仍不能立即废除这个已知致癌物的残毒容许值。第二年，进行各种法律程序又化了一年时间。最后，在1958年12月，食品与药物管理处委员会在1955年所提出的零允许值才开始生效。

    这些绝不是仅有的致癌物。在实验室内对动物进行的试验中，DDT产生出了可疑的肝肿瘤。曾经报道过这些肿瘤发现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处的科学家们现在没有把握对这些肿瘤进行分类，不过感到“把它们看作是一种低级的肝细胞癌肿是合理的。”惠帕博士现在给了DDT一个明确的评价——“化学致癌物”。

    属于氨基甲酸酯类的两种除草剂IPC和CIPC已被发现它们起看引起老鼠皮肤肿瘤的作用，其中一些肿瘤是恶性的。恶性病变似乎是由这些化学物质引起的，后来又可能受外界盛行的其他种类的化学物质作用，才促使病变全部形成。

    除草剂氨基三唑在实验动物身上已引起了甲状腺癌。1959年，这种化学物质被许多种植蔓越橘的人所滥用，于是在上市的一些浆果中出现了残毒。食品与药物管理处没收了被污染的桔子而引起了争论，人们纷纷控诉，甚至连许多医学与药物管理处所提出的科学事实清楚地表明了氨基三唑对实验鼠类的致癌特性。当这些动物用含百万分之一百这种物质的饮水饲养时(即每一万匙水中加入一匙此化学物质)，它们于第68个星期即开始出现甲状腺肿瘤。两年之后，在被检查的老鼠中有一半以上都出现了这种肿瘤，据诊断是各种良性与恶性肿瘤。这些肿瘤也可在更低的给药水平上出现——事实上，不曾发现有哪种低水平不会引起肿瘤。当然，没有人知道氨基三唑达到何种水平时对人会成为一种致癌物，但是，正如哈瓦德大学的医科教授大卫·鲁茨顿博士指出的，看来应当存在这样一个标准水平，这一水平看来不起眼，但却与人利害攸关。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弄清楚新的氯化烃杀虫剂和现代除草剂的全部影响。大多数恶性病变发展得很缓慢，需要经过受害者一生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表现出临床症状。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早期，那些在钟表表面涂发光料的妇女们由于口唇接触毛刷而吞入了少量的镭;其中一些妇女在十五年或较长时间过去之后，得了骨癌。在十五至三十年或更长一段的时期中，由于职业性与化学致癌物接触而发生的一些癌才得以表现出来。

    与这些工业性地暴露于各种致癌物相比，人在DDT中的首次暴露日期大约是1942年(当时DDT用于军事人员)和1945年(用于市民)，直到五十年代早期，各种各样的化学农药才付诸应用。这些化学物质已经播下了各种恶变的种籽，而这些种籽的成熟期正在到来。

    对大多数恶性病变来说，潜伏期很长是一个普遍现象，然而，这儿存在着一个现在已为人知的例外。这个例外是白血球增多症。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仅仅三年，广岛的幸存者就开始出现白血球增多症，当前没有理由认为还会有比这更短的潜伏期存在。也许迟早会发现其它类型的癌症有相对更短的潜伏期，但在目前，白血球增多症看来是癌症发展极为缓慢的一般规律的一个例外。

    在这一农药盛行的现代时期中，白血病的发病率一直在稳步上升。从国家人口统计办公室得来的数字清楚地表明血液的恶性病变疾病在急骤增长。1960年，仅白血病一项就有12，290个受难者。死于所有类型的血液和淋巴恶性肿瘤的在1950年有16，690人，而在1960年猛增到25，400人。其死亡率由1950年的11·1/10万增长到1960年的14·1/10万。这种增长情况不仅在美国，其他所有国家的已登记的各种年龄的白血病死亡数都在以每年4－5%的比例在增长。这意味着什么呢?现在人们是否正日益地被暴露于某种或某些对我们环境来说是陌生的致毒因素之中呢?

    许多象梅约诊所这样世界有名的机构已确诊患血液器官这些疾病的受害者已有几百人。在梅约诊所的血液科工作的马尔克姆·哈格莱维斯及其同事报道说，这些病人毫无例外地都曾暴露于各种有毒化学物质，其中包括喷撒含有DDT、氯丹、苯、高丙体六六六和石油蒸馏物的药剂。

    哈格莱维斯博士相信:与使用各种各样有毒物质有关的环境疾病一直在增长，“尤其在最近十年中”。他根据他广博的临床经验相信“患有血液不良和淋巴疾病的绝大多数病人都有一个曾暴露于包括看现今大部分农药的各种烃类的引人注目的经历。一份仔细的病历记录几乎肯定会显示出这一关系。”这位专家现在拥有大量的、根据每个病人详细记录的病历，他注意到这些病例中有白血病、发育不良性贫血、霍金斯病及其他血液和造血组织的紊乱。他报告说:“他们全都曾在这些环境致癌因素中充分地暴露过。”

    这些病历说明些什么呢?其中有一份是一个厌恶蜘蛛的家庭妇女的病例。八月中旬，她带看含DDT和石油蒸馏物的空中喷撒剂进入她的地下室。她彻底地喷撒了地下室。在楼梯下，在水果柜内，在所有围绕着天花板和椽子的被保护的地方她都喷了药。当她喷撒完的时候，她开始感到十分不舒服，感到恶心、非常烦躁和神经紧张。在以后几天内，她感到好一些了;然而，很明显，她没有想到她得病的原因;九月，她又重复了整个过程:她又去喷了两次药，当她喷撒时，她病了，后来又暂时地恢复了健康。当她第三次向空中喷药之后，新的症状出现了:发烧、关节疼痛和一些不适，一条腿得了急性静脉炎。经哈格莱维斯博士检查后，她被发现得了急性白血病。在第二个月里她就死去了。

    哈格莱维斯博士的另一个病人是一个专业人员，他在一所被蟑螂侵扰的古老建筑物里办公。由于这些昆虫使他感到纷扰，他就自己动手采取了控制办法。他花了大半个星期天的时间去喷撒地下室和所有间隔地区。喷撒物是浓度为25%的、含在甲基萘的溶液中从悬浮态存在的DDT。他不一会儿一就开始显出皮下出血和吐血。他进入诊所的时候还在大出血。对他血液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被称为发育不良性贫血的骨髓机能严重衰弱。在以后的五个半月中，他除了其他治疗外，共接受了59次输血，他局部地恢复了健康，但大约九年之后，他得了致病的白血病。

    在病历中涉及到农药的地方，那些最显眼的化学物质是DDT、高丙体六六六、六氯苯、硝基苯酚、普通的治蠹晶体对位二氯苯、氯丹，当然还有溶解这些药物的溶剂。正如一个医生所强调的，单纯地暴露于一个单一化学物质的情况如其说是个普通情况，还不如说是个特殊情况;因为这些商业产品通常都是含有多种化学物质的综合体，将这些化学物质制成悬浊液所用的石油分馏物中也夹杂有一些杂质。含有芳香族和不饱和烃的溶剂本身就可能是引起造血器官损害的主要因素。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而不是从医学观点来看)，这一差别是并不重要的，因为这些石油溶剂毕竟是最普通的喷药操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医学文献中记载着许多有意义的病例，这些病例支持着哈格莱维斯博士坚信这些化学物质与白血病及其他血液病之间存在看因果关系。这些病例包括着各种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如被自己喷药设备或飞机喷撒的药物毒害的农民，一个在自己书房里喷药灭蚁后仍留在房中学习的学院学生，一个在自己家里安装了一个携带式高丙体六六六喷雾器的妇女，一个在喷过氯丹和毒杀芬的棉花地里工作的工人等。这些病历，在它们专门医学术语的半遮掩之下隐藏着许多如下的人间悲剧，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个表兄弟，这两个孩子住在同一城镇，并且总是在一起工作和玩耍。他们最后所从事的、也是最致命的一项工作是在一个联合农场里卸运成袋的杀虫剂(六氯联苯)。八个月之后，其中一个孩子病倒了，得了白血病，九天以后死去。就在这时，他的兄弟开始感到疲劳和发烧。三个月内，他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最后他也住院了，诊断再次表明是急性白血病，而且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病必然导致致命的结果。

    另一个瑞典农民的病例奇怪地使人回想起金枪鱼渔船“福龙号”上的日本渔良洼山的情况。正象洼山一样，这个瑞典农民一直是个健康的人，他在陆地上苦心营生就象洼山靠海洋为生一样。从天空飘散下来的毒物给他们每人带来了一份死刑宣判书。前者是致毒的放射性微尘，后者是化学粉尘。这个农民用含有DDT和六氯苯的药粉处理了大约60英亩土地。当他工作时，阵阵清风把药粉的烟雾吹得在他四周飘旋。在当天晚上，他感到异常困倦，并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一直感到虚弱无力，同时背疼、腿疼、还感到发冷。他被迫去上床休息，路德医务所的报告说:“他的情况日益恶化，5月19日(喷药后一周)他要求住院治疗。”他发高烧，并且血液计数结果不正常。他被转送大路德医务所，并于患病两个半月之后在那儿死去。尸检结果发现他的骨髓已完全萎缩了。

    如同细胞分裂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常运动过程竟然能够被改变，这种现象是反常的，并具有破坏性，当前已成为一个大问题;引起了无数科学家的重视，花掉的钱也不知有多少。在一个细胞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细胞有规律的增长变成了不可控制的癌瘤胡乱增生?

    如果将来得出答案的话，这些答案一定是多样的。正象癌症本身呈现出多种形态一样，因其病源、发展过程和控制其生长或转归的因素的不同，其出现形式也就各不相同;所以癌症必定会有相应的多种多样的病因存在。其中损害细胞的也许仅仅只是少数最基本的几种。在世界各处，广泛开展的研究有时完全不是作为一个癌症专业研究来进行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朦胧的曙光，这曙光总有一天会把这个问题照亮。

    我们又一次发现，仅仅对细胞及其染色体这些构成生命的最小单位进行观察，我们就能得到戳穿这些神秘之雾所必需的更多的资料。在这儿，在这个微观世界中，我们必须寻找那些用某种方式变更了细胞的奇妙作用机制并使其脱离正常状态的各种因素。

    有关癌细胞起源的、令人难忘的一个理论是由一位德国生物化学家奥特.瓦勃格教授提出来的，他在马克斯·普朗克细胞生理研究所工作。瓦勃格将他整个一生都献给了细胞内氧化作用复杂过程的研究。由于他进行了广泛的基础研究，他对正常细胞如何变成癌细胞这一问题作出了一个引人重视的、清晰的解释。

    瓦勃格相信，无论放射性致癌物还是化学致癌物，都是通过破坏正常细胞的呼吸作用而剥夺了细胞的能量。这一作用可以由经常、重复给与小剂量暴露而造成。这种影响一旦造成，就不可恢复了。那些在这种呼吸作用致毒剂的冲击下未被直接杀死的细胞将竭力去补偿已失去的能量。它们不再能继续进行那种产生大量ATP的、非凡而有效的循环了，于是它们就返回到一种原始的、效率极差的通过发酵作用进行呼吸的方式。借助于发酵作用而维持生存的斗争经常会继续一段很长时间。这种发酵呼吸方式通过以后细胞分裂而传递下去，所以全部后来产生的细胞全都具有这种非正常的呼吸方式了。一个细胞一旦失去了它正常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