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中，围绕着红螨的刺制造了一些恐怖镜头。当然这种刺是很讨厌的，人们被再三提醒要避免被这种刺刺伤，正象一个人通常要躲开黄蜂或蜜蜂的刺一样。偶然也可能在比较敏感的人的身上出现严重反应，而且医学文献也记载过一个人可能是由于中了红螨的毒液而死亡，虽然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据人口统计办公室报告，仅在1959年，由于受到蜜蜂和黄蜂蜇刺而死去的人数为33名，然而看来却没有一个人会提出要“扑灭”这些昆虫。更进一步，当地的证据是最令人信服的，虽然红螨居住在阿拉巴马州已达40年，并且大量集中于此地，阿拉巴马州卫生官员声称:“本州从来没有得到报告说一个人由于被外来的红螨叮咬而死亡。”并且他们认为由红螨叮咬所引起的病例是属于“偶发性的”。在草坪和游戏场上的红螨巢丘可能使在那儿儿童容易遇刺，不过，这很难成为一种借口给几百万英亩的土地加上毒药。这种情况只要对这些巢丘进行处理就很容易得到解决。

    对于猎鸟的危害同样也是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武断而定的。对此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一个人当然是阿拉巴马州奥波恩野生动物研究单位的领导人M·F·贝克博士，他在这个地区已经具有多年工作经验。不过贝克博士的观点完全与农业部的论点相反，他宣布说:“在阿拉巴马南部和佛罗里达西北部，我们可以猎到很多鸟，北美鹑的种群与大量的迁入的红螨并存。阿拉巴马南部存在这种红螨已有近40年的历史，然而猎物的数量一直是稳定的，并且有实质性的增长。当然，假如这种迁入的红螨对野生动物是一种严重威胁的话，这些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

    作为用杀虫剂消除红螨的后果之一，野生物终究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被使用的药物是狄氏剂和七氯，它们都是相对比较新的药。人们在现场应用这两种药的经验甚少，没有一个人知道当在大范围使用时，它们将对野生鸟类、鱼类、或哺乳动物产生什么影响。然而，已知这两种毒物的毒性都超过DDT许多倍。DDT己经使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即使以每一英亩一磅的比例使用DDT，也会杀死一些鸟类和许多鱼;而狄氏剂和七氯的剂量用得更多——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英亩用到二磅，如果要将白边甲虫也控制住的话，每英亩要用到三磅狄氏剂。依它们对鸟力的效应而言，每一英亩所规定使用的七氯相当于2O磅DDT，而狄氏剂相当于120磅的DDT。

    紧急抗议由该州的大多数自然保护部门、国家自然保护局、生态学家、甚至一些昆虫学家提出来了，他们向当时农业部部长叶兹拉·本森呼吁，要求推迟这个计划，至少等到做完一些研究以确定七氯和狄氏剂对野生及家养动物的影响作用和确立控制红螨所需的最低剂量之后。这些抗议被置之不顾，而那个撒药计划于1958年开始执行。在第一年中有100万英亩的土地被处理了。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任何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只具有亡羊补牢的性质了。

    当这个计划在进行的过程中，各种事实开始在州、联邦的野生物局和一些大学的生物学家的研究工作中被逐渐积累起来，据这些研究工作证明在有些喷药地区喷药后所造成的损失将扩大使野生动物彻底毁灭。家禽、牲畜和家庭动物也都被杀死了。农业部以“夸大”和易使人“误解”为借口，将一切遭受损失的证据都一笔抹杀。然而，事实还在继续积累。在得克萨斯州汉地郡有一个例子，袋鼠、犰狳类、大量的浣熊在农业施用农药之后，实际上已经消失了。甚至在用药后的第二个秋天里，这些东西仍然是廖廖无几。在这个地区所发现的很少几只浣熊的组织中都带有这种农药的残毒。

    在用药的地区，所发现的死鸟己经吞食了用于消灭红螨的毒药，通过对它们的组织进行化学分析，已很清楚地证实上述事实。(唯一残留下来一定数量的鸟类是家雀，其它地区也有证据说明这种鸟可能相对具有抗药性)在1959年喷过药的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开阔地上，有一半的鸟类被杀死了，那些生活在地面上或多年生低植被中的鸟类百分之百死亡。甚至在喷药一年以后，仍然没有任何鸣禽，大片的鸟类筑巢地区变得静悄悄，春天再没有鸟儿来临。在得克萨斯州，发现了死在窝边的燕八哥、黑喉鹀和百灵鸟，许多鸟窝已被废弃。当死鸟的样品由得克萨斯、路易斯安娜、阿拉巴马、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州被送到鱼类和野生物服务处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90%的样品都含有狄氏剂和一种七氯的残毒，总量超过巨万分之38。

    冬天在路易斯安娜的北方觅食的野鹬，现在在它们体内已带有对付红匛的毒物的污染。这个污染的来源是很清楚的，野鹬大量地吃蚯蚓，它们用细长的嘴在土中寻找蚯蚓。在路易斯安娜施药后的6－10月中发现有残留的蚯蚓，它们组织中含有百万分之20的七氯，一年之后它们还含有百万分之10以上。野鹬的间接中毒致死的后果现在已经在幼鸟和成年鸟比例的明显变化中看出来了，这一明显的变化在处理红螨后的那一季节中就首次被观察到了。

    使南方的狩猎者们最为不安的是与北美鹑有关的一些消息。这种在地面上筑巢、觅食的鸟儿在喷药区已全部被消灭了。例如，在阿拉巴马州，野生物联合研究中心从事了一项初步的调查，在3600英亩已被喷药处理过的土地上调查了鹑的数量，共有13群、121只鹑分布于这个区域。在喷药后的两个星期，只能见到死去的鹑。所有的样品被送到鱼类和野生物服务处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它们所含农药的总数量足以引起它们死亡。在阿拉巴马州发生的这一情况在得克萨斯州再次重演，该州用七氯处理了2500英亩的土地从而失去了他们所有的鹑。百分之九十的鸣禽也随着北美鹑死去了，化学分析又一次化验出了在死鸟的组织中存在着七氯。

    除鹑外，野火鸡也由于实行了扑灭红螨的计划而急骤地减少了。在阿拉巴马州维尔克克斯郡的一个区域中，在使用七氯之前虽然发现有80只火鸡，但在施药后的那个夏天却一只也没有发现，除了一堆堆未孵出的蛋和一只死去的幼禽外，一只火鸡也没有发现。野火鸡可能遭遇的命运和它们家养的同类一样，在用化学药品处理过的区域中的农场火鸡也很少生出小鸡，很少有蛋孵出，几乎没有幼鸟存活。这种情况在邻近未经处理过的区域中没有发生。

    绝不是唯独这些火鸡才有这样的命运。在美国最有名和受人尊敬的野生物学家之一，克拉兰斯·克台姆博士召集了一些其土地被喷药处理过的农民，他们除了谈到“所有树林小鸟”看来在土地经过喷药之后都已经消失外，大部分农民都报告说他们损失了牲口、家禽和家庭动物。克台姆博士报道说:有一个人“对喷药人员十分生气，他说他的母牛已被毒药杀死，他只好埋葬或用其它方法处理这19头死牛，另外他还知道另外还有3或4头母牛也死于这次药物处理。仅仅由于出生后吃了牛奶，小牛犊也死了。”

    被克台姆博士所访问过的这些人都感到困惑不解，在他们的土地被药物处理后的几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妇女告诉博士说“在她周围土地撒了药之后，她放出一些母鸡”，由于一些她不知道的原因几乎没有小鸡孵出和活下来。另外一个农民“是养猪的，在散布了毒药以后的整整九个月中，他没有小猪可喂。小猪仔或者生下就是死的，或者生下后很快死去。”一个同样的报告是另外一个农民提供的，他说37胎小猪本应有250头之多的小猪，但只有31头活下来了。这个人自从他的土地被毒化之后也完全不能再养鸡了。

    农业部始终坚持否认牲畜损失与扑灭红螨的计划有关。然而佐治亚州贝恩桥的一位曾被召集去处理许多受影响动物的兽医O·L·波特维特博士总结了如下原因，他认为引起死亡是由于杀虫剂。在消灭红螨的药物施用之后的两星期到几个月期间内，耕牛、山羊、马、鸡、鸟儿和其它野生物可以遭受到通常是致命的神经系统疾病。它只影响那些已经与被污染的食物或水接触过的动物，而圈养的动物没有受到影响。这种情况仅仅是在处理红螨的地区才看到了。对这些疾病的实验室试验也驳斥了农业部的意见。由波特维特博士与其他兽医所观察的症状在权威著作中被描绘成是由狄氏剂或七氯所引起的中毒。

    波特维特博士又描述了头两个月的小牛犊出现七氯中毒的有趣病例。这个动物经过了彻底的实验室研究。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在它的脂肪里发现了百万分之79的七氯。但是这件事发生在施用七氯五个月以后。这个小牛犊是直接从吃草中得到七氯呢?还是间接从它的母亲奶中得到或甚至在它出生之前就有了七氯?波特维特问道:“如果七氯来自牛奶，那么为什么不采取特别措施来保护我们的饮用当地牛奶的儿童呢?”

    波特维特博士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关于牛奶污染的重大问题，包括在消灭红螨计划之内的区域主要是田野和庄稼地。那么，在这些土地上的乳牛又怎么样呢?在撒药的田野上，青草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形式的七氯残毒，如果这些残毒被母牛吃进去，那么它们必将在牛奶中出现。早在执行红螨控制计划之前，已于1955年通过实验证实七氯这种毒物可以直接转入牛奶。后来又报道了有关狄氏剂的同样实验，狄氏剂也是在红螨控制计划中使用的一种毒物。

    农业部的年刊现在也将七氯和狄氏剂列入了那些化学药物之列，这些化学药物会使草料变得不再适宜于喂养奶场动物或肉食动物。然而农业部门的害虫控制处仍然在大力推行那些将七氯和狄氏剂散布到南方很多草地区域去的计划。有谁在保护消费者以便他们看到在牛奶中不再出现狄氏剂和七氯的残毒呢?美国农业部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它己经劝告农民将他们的乳牛赶出喷药后的牧场30一90天。考虑到许多农场都很小，而控制计划又这样的大规模——许多化学药物是用飞机来喷撒的——所以很难使人相信农业部的劝告将会被人们遵守或接受。从残毒稳定性的观点来看，这个规定的期限也是不够的。

    虽然食品与药物管理处对在牛奶中出现的任何农药残毒都皱眉头;但它在这种情况下，却权限有限。在属于红螨控制计划范围内的大多数州里，牛奶业衰退了，它的产品不能运到外州去卖，联邦灭虫计划造成了危及牛奶供应的问题，而如何防止这一问题却留给了各州自己去解决。在1959年寄给阿拉巴马、路易斯安娜和得克萨斯州卫生官员和其它有关官员的调查材料揭示出没有进行过实验研究，甚至完全不知道牛奶究竟是否已被杀虫剂所污染。

    同时，与其说在那个控制红螨计划开始执行之后，不如说在其执行之前、已开展了对七氯特殊性质的一些研究。也许，应该这样说更为准确，甚至在发现由联邦政府的灭虫行动带来危害之前的一些年中，已有人查阅了当时已经出版了的研究成果，并且企图改变这一控制计划的实行。这是一个事实，七氯在动植物的组织中或土壤中经过一个短时期之后，就变成了一种更加有毒的环氧化物的形式，这一环氧化物通常被认为是由于风化作用而产生的氧化物。在食品与药物管理处发现用百万分之三十的七氯喂养的雌鼠仅在两星期之后就可在体内蓄积百万分之一百六十五的毒性更强的环氧化物，自从1952年以来就已经知道了能会发生这种转化。

    上述农药转化的事实在1959年只有生物学文献有所记述，但还不十分清楚。当时食品与药物管理处采取行动禁止食物含有任何七氯及其环氧化物的残毒。这一禁令至少暂时给那个控制计划泼了冷水;尽管农业部仍在继续强行索取控制红螨的年经费，但地方农业管理人已变得日益不愿劝说农民去使用化学农药，因为这些农药可能使他们的谷物变成在法律上不能出卖的东西。

    简言之，农业部不对所使用的化学物质的既有知识进行最起码的调查，而盲目去执行它的计划;即使进行了调查，它也将所发现的事实置之不顾。企图发现化学药物能达到灭虫目的而需要的最低含量的初步研究一定是失败了。在大剂量地使用药物达三年之后，突然在1959年减少了施用七氯的比例量，从一英亩2磅减少到了1·25磅，以后又减少到每英亩0·5磅，在三到六个月期间的两次喷撒中施用量为0·25磅。农业部的一位官员把这一变化描述为“一个有进取性的方法的修正计划”，这种修正说明了小剂量地使用还是有效的。假若这种报告早在扑灭害虫计划发起之前就为人们知晓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避免很大数量的损失，并且纳税人也能节约相当大一批钱。1959年，农业部可能试图消除对该计划日益增长的不满;因此主动提出对得克萨斯州的土地所有者免费供应这些化学药物，而这些土地所有者应签字承认不要联邦、州及地方政府对所造成的损失负责。就在同年，阿拉巴马州对于化学药物所造成的损失感到惊慌和生气，因此对进一步执行此计划的基金拒绝使用。一位官员对于整个计划进行了特征性的描述:“这是一个愚蠢、草率、失策的行动，是一个对于其他公共和私人的职责实行霸道的十分明显的例子。”尽管缺少州里的资金，联邦政府的钱却不断地流入阿拉巴马州，并且1961年立法部又被说服拨出了一小笔经费。同时，路易斯安娜州的农民们对于此计划的签订表现了日益增长的不满，这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对付红螨的化学药物的使用会引起危害甘蔗的昆虫大量繁殖。归根结底，这个计划明显地一无所获，这种可悲状况已由农业实验站、路易斯安娜州大学昆虫系主任L·D·纽塞姆教授在1962年春天作了简明的总结:“一直由州和联邦代办处所指导的‘扑灭’外来红螨的计划是彻底失败的，在路易斯安娜州，现在虫害蔓延的地区比控制计划开始之前更大了。”

    看来，一种倾向于采取更为深思熟虑、更为稳妥办法的趋势己经开始。据报道“佛罗里达州现在的红螨比控制计划开始时更多。”佛罗里达州通告说，它已拒绝采纳任何有关大规模扑灭红螨计划的意见，而准备改用集中小区域控制的办法。

    有效的、少花钱的小区域控制办法多年来已为人们所熟知。红螨具有巢丘栖居特性，而对个别巢丘的化学药物处理是一件简单的事。这种处理，每英亩约花1美元。在那些巢丘很多而又准备实行机械化的地方，一个耕作者可以首先耙平土地，然后直接向巢丘施放农药，这种办法已由密西西比农业实验站发展出来了。这种办法可以控制90一95%的红螨，每英亩只花2.3美元。相比来看，农业部的那个大规模控制计划每英亩要花3.5美元——农业部的计划是所有办法中花钱最多、危害最大、而收效最小的一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