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那些支持美国农业部主张的人发生了争执，但是我手上有事实，我将使他们陷入为难的境地。”

    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中西部的城镇(这些城镇仅仅是在最近才出现了榆树疾病)竟这样不加思索地参与了野心勃勃而又昂贵的喷药计划，而不向对此问题早有认识的地区作些调查。例如:纽约州对控制荷兰榆树病当然是具有很长时期的经验。大约早在1930年带病的榆木就是由纽约港进入美国的，这种疾病也就随之传入。纽约州至今还保存着一份令人难忘的有关制止和扑灭这种疾病的记载。然而，这种控制并没有依赖于药物喷撒。事实上，该州的农业增设业务项目并没有推荐喷药作为一种村镇的控制方法。

    那么，纽约州怎样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呢?从为保护榆树而斗争的早期年代直到今天，该州一直依靠严格的防卫措施，即迅速转移和毁掉所有得病的或受感染的树木。开始时的一些结果令人失望，不过这是由于开头并没有认识到不仅要把有病的树毁掉，而且应把甲虫有可能产下卵的所有榆树都全部毁掉。受感染的榆树被砍下并作为木柴贮放起来，只要在开春前不烧掉它，它里面就会产生许多带菌的甲虫。从冬眠中醒过来并在四月末和五月寻食的成熟甲虫可以传播荷兰榆树病。纽约州的昆虫学家们根据经验而知道什么样的甲虫产了卵的木材对于传播疾病具有真正重要意义。通过把这些危险的木材集中起来，就有可能不仅得到好的效果，而且使防卫计划的费用保持在较低的限度内。到1950年，纽约市的荷兰榆树府的发病率降低到该城55,000棵榆树的0.2%。1942年，威斯切斯特郡发动了一场防卫运动。在其后的14年里，榆树的平均损失量每年仅是0·2%。有着185，000棵榆树的布法洛城由于开展防卫工作，最近年来损失总数仅达0·3%，得到了控制这种疾病的卓越记录。换言之，这样的损失速度，布法洛城的榆树全部损失将需300年。

    在西西里马东部的西拉库斯发生的情况特别令人难忘。那儿在1957年之前一直没有有效的计划付诸实行。在1951年——1956年期间西拉库斯丧失了将近3000棵榆树。当时，在纽约州林学院的H·C·米列的指导下进行了一场大力清除所有得病的榆树和吃榆树甲虫的一切可能来源的运动。损失的速度现在每年已降到了1%。

    在控制荷兰榆树病方面，纽约州的专家们强调了预防方法的经济性。纽约州农学院的J·G·玛瑟席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实际的花费是很节约的。”“作为一种防止财产损失和人身受害的预防措施，如果情况是一个死去的或受伤害的树枝，最终就不得不将这个树枝除去。如果是一堆劈柴，那就应在春天到来之前将它们用掉，树皮可以剥去，或将这些木头贮存在干燥的地方。对于正在死去或已经死去的榆树来说，为了防止荷兰榆树病的传播而迅速除去有病榆树所花费的钱并不比以后要花费的钱多，因为在大城市地区大部分死去的树最后都是要除去的。”

    倘若采取了有理有智的措施，防治荷兰榆树病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一旦荷兰榆树病在一个群落中稳定下来，它就不能被现在已知的任何手段扑灭，只有采取防护的办法来将它们遏制在一定范围，而不应采用那些既无效果又导致鸟类生命悲惨毁灭的方法。在森林发生学的领域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在此领域里，实验提供了一个发展一种杂种榆树来抵抗荷兰榆树病的希望。欧洲榆树抵抗力很强，在华盛顿哥伦比业区已种植了许多这样的树。即使在城市榆树绝大部分都受到疾病影响时，在这些欧洲榆树中并未发现荷兰榆树病。在那些正在失去大量榆树的村镇中急需通过一个紧急育林计划来移植树木。这一点是重要的，尽管这些计划可能已考虑到把抵抗力强的欧洲榆树包括在内了，但这些计划更应侧重于建立树种的多样性，这样，将来的流行病就不能夺去一个城镇的所有树木了。一个健康的植物或动物群落的关键正如英国生态学家查理·爱尔登所说的是在于“保持多样性”。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过去几代中使生物单纯化的结果。某至于在一代之前，还没有人知道在大片土地上种植单一种类的树木可以招来灾难。于是所有城镇都排列着用榆树美化的街道和公园;今天榆树死了，鸟儿也死了。

    像知更鸟一样，另外一种美国鸟看来也将濒临绝灭，它就是国家的象征——鹰。在过去的十年中，鹰的数量惊人地减少了。事实表明，在鹰的生活环境中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这些作用实际上己经摧毁了鹰的繁殖能力。到底是什么因素，现在还无法确切地知道，但是有一些证据表明杀虫剂罪责难逃。

    在北美被研究得最彻底的鹰曾是那些沿佛罗里达西海岸从达姆帕到福特海岸线上筑巢的鹰。有一位从温尼派格退休的银行家查理·布罗勃在1939一1949年期间，由于标记了1000多只小秃鹰而在鸟类学方面荣获盛名。(在这之前的全部鸟类标记历史中只有166只鹰作过标记。)布罗勃先生在鹰离开它们窝之前的冬天几个月里给幼鹰作了标记。以后重新发现的带标记的鸟儿表明了这些在佛罗里达出生的鹰沿海岸线向北飞入加拿大，远至爱德华王子岛;然而从前一直认为这些鹰是不迁徙的。秋天，它们又返回南方，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霍克山顶这样一个有利的地形处对它们的迁徙活动进行了观察。

    在布罗勒先生标记鹰的最初几年里，他在他所选择作为研究对象的这段海岸带上经常在一年时间内发现125个有鸟的鸟窝。每年被标记的小鹰数约为150只。在1947年小鹰的出生数开始下降。一些鸟窝里不再有蛋，其他一些有蛋的窝里却没有小鸟孵出来。在1952一1957年间，近乎80%的窝已没有小鸟孵出了。在这段时间的最后一年里，仅有43个鸟窝还有鸟住。其中7个窝里孵出了幼鸟(8只小鹰);23个窝里有蛋，但孵不出小鹰来;13个窝只不过作为大鹰觅食的歇脚地，而没有蛋。1958年，布罗勒先生沿海岸长途跋涉100英里后才发现了一只小鹰，并给它作了标记。在1957年时还可以在43个巢里看到大鹰。这时已难得看见了，他仅在10个巢里看到有大鹰。

    虽然布罗勒先生1959年的去世终止了这个有价值的连续系统观察，但由佛罗里达州阿托邦学会，还有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所写的报告证实了这一趋势，这种趋势很可能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寻找一种新的国家象征。莫瑞斯·布朗(霍克山禁猎区馆长)的报声特别引人注目。霍克山是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一个美丽如画的山脊区，在那儿，阿巴拉契亚山的最东部山脊形成了阻挡西风吹向沿海平原的最后一道屏障。碰到山脉的风偏斜向上吹去，所以在秋天的许多日子里，这儿持续上升的气流使阔翅鹰和鹫鹰不需要花费气力就可以青云直上，使它们在向南方的迁徙中一天可以飞过许多路程。在霍克山区，山脊都汇聚在这里，而岭中的航道也是一样在这里汇聚。其结果是鸟儿们从广阔的区域通过这一交通繁忙的狭窄通道飞向北方。

    莫瑞斯·布朗作为禁猎区的管理人在他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所观察到并实际记录下来的鹰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多。秃鹰迁徙的**是在八月底和九月初。这些鹰被认为是在北方度过夏天后返回家乡的佛罗里达鹰。(深秋和初冬时，还有一些大鹰飞过这里，飞向一个未知的过冬地方，它们被认为是属于另一个北方种的。)在设立禁猎地区的最初几年里，从1935年－1939年，被观察到的鹰中有40%是一岁大的，这很容易从它们一样的暗色羽毛上认出来。但在最近几年中，这些未成熟的鸟儿已变得罕见了。在1955年一1959年间，这些幼鹰仅占鹰总数的20%;而在1957年一年中，每32只成年鹰里仅有一只幼鹰。

    霍克山的观察结果与其他地方的发现是一致的。一个同样的报告来自伊利诺斯州自然资源协会的一位官员爱尔登·佛克斯。可能在北方筑巢的鹰沿着密西西比河和伊秘诺斯河过冬。佛克斯先生1958年报告说最近统计了59个鹰中仅有一只幼鹰。从世界上唯一的鹰禁猎区——撒斯魁汉那河的蒙特·约翰逊马上出现了该种类正在灭绝的同样征候。这个岛虽然仅在康诺云格坝上游区8英里，离兰卡斯特郡海岸大约半英里的地方;但它仍保留看它原始的洪荒状态。从1934年开始，兰卡斯特的一个鸟类学家兼禁猎区的管理人荷伯特·H·伯克教授就一直对这儿的一个鹰巢进行了观察。在1935年到1947年期间，伏窝的情况是规律的，并且都是成功的。从1947年起，虽然成年的鹰占了窝，并且下了蛋，但却没有幼鹰出生。

    在蒙特·约翰逊岛上的情况与佛罗里达一样，流行着同样的问题——一些成年鸟栖息在窝里，生下了一些蛋，但却几乎没有幼鸟会出现。要寻找一个原因的话，看来只有一种原因可以符合所有的事实，即鸟儿的生殖能力由于某种环境因素而降低，以致于现在每年几乎没有新的幼鸟产生来传种接代了。

    由美国鱼类及野生物服务处的著名的詹姆斯·大卫博士所进行的多种实验显示出在其他鸟类中确有同样的情况正在人为地产生着。大卫博士所进行的一系列杀虫剂对野鸡和鹌鹑影响效果的经典试验确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DDT或类似化学药物对鸟类双亲尚未造成明显毒害之前，已可能严重影响它们的生殖力了。鸟类受影响的途径可能不同，但最终结果总是一样。例如，在喂食期间将DDT加入鹌鹑的食物中，鹌鹑仍然活着，甚至还正常地主了许多蛋;但是几乎没有蛋能孵出幼鸟来。大卫博士说:“许多胚胎在孕育的早期阶段发育得很正常，但在孵化阶段却死去了。”这些孵化的胚胎中有一半以上是在五天之内死掉的。在用野鸡和鹌鹑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中，假若在全年中都用含有杀虫剂的食物来饲养它们，则野鸡和鹌鹑不管怎样也生不出蛋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路德博士和查理·捷那雷博士报告了同样的发现。当野鸡吃了带狄氏剂的食物时，“蛋的产量显著地减少了，小鸡的生存也很困难。”根据这些作者所谈，由于狄氏剂在蛋黄中贮存，由于狄氏剂在孵卵期和孵出之后被逐渐同化而给幼鸟带来了缓慢的，但却是致死的影响。

    这一看法得到了华莱士博士和一个毕业学生R·F.伯那德的最新研究结果的有力支持，他们在密执安州立大学校园里的知更鸟身上发现了高含量的DDT。他们在所检验的所有雄性知更鸟的睾丸里，在正在发育的蛋囊里，在雌鸟的卵巢里，在已发育好但尚未生出的蛋里，在输卵管里，在从被遗弃的窝里取出的尚未孵出的蛋里，在从这些蛋内的胚胎里，在刚刚孵出但已死了的雏鸟里都发现了这种毒物。

    这些重要的研究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使生物脱离与杀虫剂初期接触，杀虫剂的毒性也能影响下一代。在蛋和给与发育中的胚胎以营养的蛋黄里的毒物贮存是致死的真正原因，这也足以解释了为什么大卫看到那么多鸟儿死在蛋中或是孵出后几天内就死去了。

    当将这些研究实验应用到鹰上时遇到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然而野外研究正在佛罗里达州、新泽西州和其他一些希望能够对发生在这么多鹰中的明显不孕症找出一个确切原因的地方进行。这样，根据情况判断来看，原因指向了杀虫剂。在鱼很多的地方，鱼在鹰所吃的食物中占很大的比例(在阿拉斯加约占65%;在切沙皮克湾地区约占52%)。毫无疑问，由布罗勒先生长期研究的那些鹰绝大多数都是食鱼的。从1945年以来，这个特定的沿海地区一直遭受着溶于柴油的DDT的反复喷撒。这种空中喷药的主要目标是盐沼中的蚊子，这种蚊子生长在沼泽地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正是鹰猎食的典型地区。大量的鱼和蟹被杀死了。实验室从它们的组织里分析出含百万分之四十六高浓度的DDT。就像清水湖中的鸊鷉一样(鸊鷉由于吃湖里的鱼而使体内杀虫剂积累到很高浓度)，这些鹰当然也在它们体内组织中贮存了DDT。同样，如同那些鸊鷉一样，野鸡、鵪鹑和知更鸟也都越来越不能生育幼鸟来保持它们种类的繁衍了。

    从全世界传来了关于鸟儿在我们现今世界中面临危险的共鸣。这些报告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中心内容都是写继农药使用之后野生物死亡这一主题。例如，在法国用含砷的除草剂处理葡萄树残枝之后，几百只小鸟和鹧鸪死去了;或是在曾经一度以鸟类众多而闻名的比利时，由于对农场喷撒药而使鹧鸪遭了殃。

    在英国，主要的问题看来有些特殊，它是和日益增长的在播种前用杀虫剂处理种子的做法相联系的。种子处理并不是新鲜事，但在早期，主要使用的药物是杀菌剂。一直没有发现对鸟儿有什么影响。然而到1956年，用一种双重目的的处理方法代替了老办法，杀菌剂、狄氏剂、艾氏剂或七氯都被加进来以对付土壤昆虫。于是情况变得糟糕了。

    1960年春天，关于鸟类死亡的报告象洪水一样涌到了英国管理野生物的当局，其中包括英国鸟类联合公司、皇家鸟类保护学会和猎鸟协会。一位诺福克的农夫写道:“这个地方像一个战场，管理人员发现了无数的尸体，其中包括许多小鸟——鶸雀、绿莺雀、红雀、篱雀、还有家雀……野生生命的毁灭是十分可怜的。”一位猎场管理人写道:“我的松鸡已被用药处理过的谷物给消灭掉了，一种野鸡和其他鸟类，几百只鸟儿全被杀死了……对我这个终生的猎场看守人来说，这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看到许多对松鸡在一起死去是十分可悲的。”

    在一份联合报告里，英国鸟类联合公司和皇家鸟类保护学会描述了67例鸟儿被害的情况——这一数字远远不是1960年春天死亡鸟儿的完全统计数。在此67例中，59例是由于吃了用药处理过的种子，8例由于毒药喷撒所致。

    第二年出现了一个使用毒剂的新**。众议院接到报告说在诺福克一片地区中有600只鸟儿死去，并且在北易赛克斯一个农场中死了100只野鸡。很快就明显地看出了与1960年相比有更多的县郡已被卷进来了。(1960年是23郡，1961年是34郡。)以农业为主的林克兰舍郡看来受害最重，已报告有10，000只鸟儿死去。然而，从北部的安格斯到南部的康沃尔，从西部的安哥拉斯到东部的诺福克，毁灭的阴影席卷了整个英格兰农业区。

    在1961年春天，对问题的关注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峰，竟使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开始对该问题进行调查，他们要求农夫、土地所有人、农业部代表以及各种与野生命有关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出庭作证。

    一位目击者说:“鸽子突然从天上掉下来死去了。”另一位人报告说:“你可以在伦敦市外开车行驶一、二百英里而看不到一只茶隼。”自然保护局的官员们作证:“在本世纪或在我所知道的任何时期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相类似的情况，这是发生在这个地区最大的一次对野生物和野鸟的危害。”

    对这些死鸟进行化学分析的实验设备极为不足，在这片农村里仅有两个化学家能够进行这种分析(一位是政府的化学家，另一位在皇家鸟类保护学会工作)。目击者描述了焚烧鸟儿尸体的熊熊篝火的情景。然而仍努力地收集了鸟儿的尸体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除一只外，所有鸟儿都含有农药的残毒。(这唯一的例外是一只沙鹬鸟，这是一种不吃种子的鸟。)

    可能由于间接吃了有毒的老鼠或鸟儿，狐狸也与鸟儿一起受到了影响。被兔子困扰的英国非常需要狐狸来捕食兔子。但是在1959年11月到1960年的4月期间，至少有1300只狐狸死了。在那些捕雀鹰、茶隼及其他被捕食的鸟儿实际上消失的县郡里，狐狸的死亡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表明毒物是通过食物链传播的，毒物从吃种子的动物传到长毛和长羽的食肉动物体内。气息奄奄的狐狸在惊厥而死之前总是神智迷糊两眼半瞎地兜着圈子乱晃荡。其动作就是那种氯化烃杀虫剂中毒动物的样子。

    所听到的这一切使该委员会确信这种对野生生命的威胁“非常严重”;因此它就奉告众议院要“农业部长和苏格兰州秘书应该采取措施保证立即禁止使用含有狄氏剂、艾氏剂、七氯或相当有毒的化学物质来处理种子。”该委员会同时也推荐了许多控制方法以保证化学药物在拿到市场出售之前都要经过充分的野外和实验室试验。值得强调的是，这是所有地方在杀虫剂研究上的一个很大的空白点。用普通实验动物——老鼠、狗、豚鼠所进行的生产性实验并不包括野生种类，一般不用鸟儿，也不用鱼;并且这些试验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进行的。当把这些试验结果应用在野外的野生物身上时决不是万无一失的。

    英国决不是由于处理种子而出现鸟类保护问题的唯一国家。在我们美国这儿，在加利福尼亚及南方长水稻的区域，这个问题一直极为令人烦恼。多少年以来，加利福尼亚种植水稻的人们一直用DDT来处理种子，以对付那些有时损害稻秧的蝌蚪虾和羌螂甲虫。加利福尼亚的猎人们过去常为他们辉煌的猎绩而欢欣鼓舞，因为在稻田里常常集中着大量的水鸟和野鸡。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关于鸟儿损失的报告，特别是关于野鸡、鸭子和燕八哥死亡的报告不断地从种植水稻的县郡那里传来。“野鸡病”已成了人人皆知的现象，根据一位观察家报道:“这种鸟儿到处找水喝，但它们变瘫痪了，并发现它们在水沟旁和稻田梗上颤抖着。”这种“鸟病”发生在稻田下种的春天。所使用的DDT浓度是已达到足以杀死成年野鸡量的许多倍。

    几年过去了，更毒的杀虫剂发明出来了，它们更加重了由于处理种子所造成的灾害。艾氏剂对野鸡来说其毒性相当于DDT的l00倍，现在它已被广泛地用于拌种。在得克萨斯州东部水稻种植地区，这种做法已严重减少了褐黄色的树鸭、(一种沿墨西哥湾海岸分布的茶色、象鹅一样的野鸭)的数量。确实，有理由认为，那些已使燕八哥数量减少的水稻种植者们现在正使用杀虫剂去努力毁灭那些生活在产稻地区的一些鸟类。

    “扑灭”那些可能使我们感到烦恼或不中意的生物的杀戒一开，鸟儿们就愈来愈多地发现它们已不再是毒剂的附带被害者而成为毒剂的直接杀害目标了。在空中喷撒象对硫磷这样致死性毒物的趋势在日益增长，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农夫不喜欢的鸟儿的集中。鱼类和野生物服务处已感到它有必要对这一趋势表示严重的关注，它指出“用以进行区域处理的对硫磷已对人类、家畜和野生物构成了致命的危害。”例如，在印第安州南部，一群农夫在1959年夏天一同去聘请一架喷药飞机来河岸地区喷撒对硫磷。这一地区是在庄稼地附近觅食的几千只燕八哥的如意栖息地。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稍微改变一下农田操作就能轻易解决的——只要改换一种芒长的麦种使鸟儿不再能接近它们就可以了，但是那些农夫们却始终相信毒物的杀伤本领，所以他们让那些撒药飞机来执行使鸟儿死亡的使命。

    其结果可能使这些农夫们心满意足了，因为在死亡清单上已包括有约65，000只红翅八哥和燕八哥。至于其他那些未注意到的、未报道的野生物死亡情况如何，就无人知晓了。对硫磷不只是对燕八哥才有效，它是一种普遍的毒药，那些可能来到这个河岸地区漫游的野兔、浣熊或袋鼠，也许它们根本就没有侵害这些农夫的庄稼地，但它们却被法官和陪审委员团判处了死刑，这些法官们既不知道这些动物的存在。也不关心它们死活。

    而人类又怎么样呢?在加利福尼亚喷撒了这种对硫磷的果园里，与一个月前喷过药的叶丛接触的工人们病倒了，并且病情严重，只是由于精心的医护，他们才得以死里逃生。印第安州是否也有一些喜欢穿过森林和田野进行漫游、甚至到河滨去探险的孩子们呢?如果有，那么有谁在守护着这些有毒的区域来制止那些为了寻找纯洁的大自然而可能误入的孩子们呢?有谁在警惕地守望着以告诉那些无辜的游人们他们打算进入的这些田地都是致命的呢?——这些田地里的蔬菜都已蒙上了一层致死的药膜。然而，没有任何人来干涉这些农夫，他们冒着如此令人担心的危险，发动了一场对付燕八哥的不必要的战争。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都迴避了去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谁作了这个决定，它使得这些致毒的连锁反应运动起来，就象将一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塘，这个决定使不断扩大的死亡的波纹扩散开去?是谁在天平的一个盘中放了一些可能被某些甲虫吃掉的树叶，而在天平的另一个盘中放入的是可怜的成堆杂色羽毛——在杀虫毒剂无选择的大棒下牺牲的鸟儿的无生命遗物?是谁对千百万不曾与之商量过的人民作出决定——是谁有权力作出决定，认为一个无昆虫的世界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尽管这样一个世界由于飞鸟搭拉的翅膀而变得暗然无光?这个决定是一个被暂时委以权力的独裁主义者的决定;他是在对千百万人的忽视中作出这一决定的，对这千面万人来说，大自然的美丽和秩序仍然还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深刻的和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