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计划一开始付诸实施，这种毁坏就立刻变得明显起来。
吃昆虫的鸟类的中毒情况的发生不仅取决于所使用的毒药，而且也取决于使用毒药的方式。在萨尔顿早期执行计划期间，狄氏剂的使用是按照每英亩三磅的比例喷撒。为了了解狄氏剂对鸟类的影响，人们只需要记住在实验室里对鹌鹑所做的实验，狄氏剂的毒性已证明为DDT的50倍。因此在萨尔顿土地上所喷撒的狄氏剂大约相当于每英亩l5O磅的DDT！而这仅是最小值，因为在进行喷撒药物时，沿着农田的边沿和角落都有重复喷撒的现象。
当化学药物渗入土壤后，中毒甲虫的幼蛆爬到地面上，它们在地面上停留一段讨间后就死去了，这对于吃昆虫的鸟儿是很有吸引力的。在撒药后两个星期内，已死去的和将死的各种类型的昆虫是大量的。很容易想到鸟类在数量上所受到的影响。褐色长尾鲨鸟、燕八哥、野百灵鸟、白头翁和雉实际上部被消灭了。根据生物学家的报告，知更鸟“几乎绝灭了”。在一场细雨过后，可以看到许多死去的蚯蚓;可能知更鸟就吃了这些有毒的蚯蚓。同样对于其它的鸟类来说，曾经是有益的降雨由于在毒物的邪恶力量作用下，进入了鸟类生活，因而也变成为一种毁灭性的药剂了。曾看到在喷药几天后，在雨水坑里喝过水和洗过澡的鸟儿都无可避免地死去了。活下来的鸟儿都表现出不景气的样子。虽然在用药物处理过的地方发现了几个鸟窝，有几个鸟蛋，但是没有一只小鸟。
在哺乳动物中，田鼠实际上已绝灭;发现它们的残休呈现出中毒暴死的特征。在用药物处理过的地方发现了死的麝香鼠，在田野里发现了死兔子。狐鼠在城镇里是比较常见的动物，但在喷撒药物后，它也不见了。
对甲虫发动战争以后，在萨尔顿地区的任何农场中若有一只猫留存下来，真是件稀罕事。在喷撒药物后的一个季度里，农场里百分之九十的猫都变成了狄氏剂的牺牲品。本来这些是可以预见到的，因为在其他地方关于这些毒物已有沉痛的记载。猫对于所有的杀虫剂都非常敏惑，看来对狄氏剂尤其敏惑。在爪哇西部由世界卫生组织所进行的抗疟过程中，报道出许多猫死了。在爪哇的中部有那么多猫被杀死，以至于一只猫的价格增加到两倍以上。同样的，在委内瑞拉喷撒药物时，世界卫生组织得到报告说猫已减少到成为一种稀有动物的状况了。
在萨尔顿，不仅野生物，而且连家禽都在扑灭昆虫的运动中被杀死了。对于几群羊和牛所做的观察表明它们已经中毒和死亡，这也同样威胁着牲畜。自然历史调查所的报告描述了这些事件之一:羊群横穿过一条砂砾路，从一个于5月6日被撒过狄氏剂的田野被赶到另一片未撒药的、长着一种优良野生牧草的小牧场上。很显然，一些喷撒药粉越过了道路而飘到了牧场上，因为那个羊群几乎马上就表现出中毒的症状……它们对食物失去兴趣，表现出极度不安，它们沿着牧场篱笆转着转着，显然想找路出去……它们不肯被赶，它们几乎不停地叫着，站在那儿，耷拉着头;最后，它们还是被带出了牧场……，它们极想喝水。在穿过牧场的水溪中发现了两只死羊，留下的羊多次被赶出那条水溪，有几只羊不得不用力把它们从水里拉出来。三只羊最终死了;那些留下来的羊恢复了全部外貌。
这就是1955年年底的状况。虽然化学战争连续进行了多年，然而研究工作资金的细流已完全干涸了。进行野生物与昆虫杀虫剂关系研究所需的钱被包括在一个年度预算里;这个年度预算是由自然历史调查所捍交给伊利诺斯州立法机关的，但是这笔预算一定在第一项目中已被排除了。直到1960年才发现钱不知怎样支付给了一个野外工作助手——他一个人干了需要四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
当生物学家于1955年重新开始一度中断的研究时，野生物遭受损失的荒芜画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时所用的化学药物已变为毒性更强的艾氏剂，鹌鹑实验表明，艾氏剂的毒性为DDT的l00－300倍。到1960年，栖居在这个区域中的每种野生哺乳动物都遭受到了损失。鸟儿的情况更糟糕了。在多拿温这个小城镇里，知更鸟已经绝迹，白头翁、燕八哥、长尾鲨鸟也遭遇同样下场。在别处，上述这些鸟和其他许多鸟都大大减少。打野鸡的猎人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甲虫战役的后果。在用药粉处理过的土地上，鸟窝的数目减少了几乎百分之五十，一窝中孵出的小鸟数目也减少了。前几年这些地方是打野鸡的好地方，现在由于一无所获，实际上已无人问津了。
尽管在扑灭日本甲虫的名义下发生了大破坏，尽管在伊诺卡斯城八年多时间内对十万多英亩土地进行了化学处理，其结果看来仅仅是暂时平定了这种昆虫，日本甲虫还在继续向西移动。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没有效果的计划收取费用的整个范围，因为由伊利诺斯州的生物学家所测定的结果仅是一个最小值。假若给研究计划提供充足的资金，而又允许全面报道的话，那么所揭露出来的破坏情况就会更加骇人。但是在执行计划的八年时间内，为生物学野外研究所提供的资金仅有6000美元。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为控制工作花费了近735，000美元，并且州立政府还追加了几千美元。因此，全部研究费用仅是用于化学喷撒计划费用的一个零头——百分之一。
中西部的喷药计划一直是在一种紧迫恐慌的情绪中进行的，就好象甲虫的蔓延引起了一种极端危险的局面，为击退甲虫可以不择手段。这当然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如果这些忍受着化学药物侵害的村镇熟知日本甲虫在美国的早期历史的话，他们就肯定不会默许这样干。
东部各州的运气好，它们在人工合成杀虫剂发明之前就遭到了甲虫的入侵，它们不仅避免了虫灾，而且采用了对其他生物没有危害的手段控制住了日本甲虫。在东部没有任何地方象底特律和萨尔顿那样撒药。在东部所采用的有效方法包含着发挥自然控制作用，这些自然控制作用具有永久和环境安全的多重优越性。
在甲虫进入美国的最初十多年时间内，甲虫由于失去了在它的故乡约束它增长的限制因素而迅速地发展起来。但是到了1945年，在甲虫蔓延所及的大部分区域，它已变成一种不大重要的害虫了。这主要是由于从远东进口而来的寄生虫和使甲虫机体致命的疾病作用的结果。
在1920到1933年间，在对日本甲虫的出生地进行了广泛辛勤调查后，从东方国家进口了34种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希望建立对日本甲虫的天然控制。其中有五种已在美国东部定居。最有效和分布最广的是来自朝鲜和中国的一种寄生性黄蜂。当一只雌蜂在土壤中发现一个甲虫幼蛆时，对幼蛆注射使其瘫痪的液体，同时将一个卵产在蛆的表皮下面。蜂卵孵成了幼虫，这个幼虫就以麻痹了的甲虫幼蛆为食，并且把它吃光。在大约25年期间，此种蜂群按照州与联邦机构的联合计划被引进到东部14个州。黄蜂在这个区域已广泛地定居下来，并且由于它们在控制甲虫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普遍为昆虫学家们所信任。
一种细菌性疾病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疾病影响到甲虫科，而日本甲虫就属于此科——金龟子科。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细菌——它不侵害其它类型的昆虫，对于蚯蚓、温血动物和植物均无害。这种疾病的孢子存在于土壤中。当孢子被觅食的甲虫幼蛆吞食后，它们就会在幼蛆的血液里惊人地繁殖起来，致使虫蛆变成变态白色，因此俗称为“牛奶病”。
1933年在新泽西发现了牛奶病，到1938年这种病已蔓延到日本甲虫繁殖的领地。在1939年，为促使该病更快地传播，开始执行一个控制计划。还没有能发现一种人工方法来增加这种致病细菌生长速度，然而却找到了一种满意的代替办法;将被细菌感染的虫蛆磨碎、干燥，并与白土混合起来。按标准，一克土内应含有一亿个孢子。在1939年—1953年期间，东部14个州大约94000英亩土地按照联邦与州的合作计划进行了处理;联邦的其他区域也进行了处理;另外一些人们不熟知的、广阔的地区也被私人组织或者个人进行了处理。到了1945年，牛奶病孢子已在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特拉华和马里兰州的甲虫中大流行了。在一些实验区域中，受感染的虫蛆高达94%。这一扩散工作作为一个政府事业于1953年中止了，它作为一项生产被一个私人实验室所承担，这个私人实验室继续供给个人、公园俱乐部、居民协会以及其他需要控制甲虫的人。
曾经实行此计划的东部各区域现已靠对甲虫的高度自然控制而高枕无忧了。这种细菌能在土壤中存活好多年，因此，这种细菌由于效力的增加和继续被自然作用所传播，它们已按预期目的永久地在这儿站住了脚跟。
然而，为什么在东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些经验不能在目前正狂热地对甲虫进行化学之战的伊利诺斯和其他中西部各州试行呢?有人告诉我们，用牛奶病孢子进行接种“太昂贵”了，然而在四十年代东部14个州并没有人发现这一点。而且，这一“太昂贵”的评价是根据什么计算方法而得到的呢?显然不是根据如同萨尔顿的喷撒计划所造成的那种全面毁灭的真正代价估计的。这个评价同样未考虑这一事实——用孢子接种仅需一次就行，第一次费用也是唯一的费用。
也有人告诉我们，牛奶病孢子不能在甲虫分布较少的区域使用，因为只有在土壤中已经有大量甲虫幼蛆存在的地方，牛奶病孢子才能定居。像对那些支持喷药的声明一样，对这种说法也值得打个问号。已发现引起牛奶病的细菌至少可以对40种其他种类甲虫起作用。这些甲虫分布很广泛，即使在日本甲虫数量很少或完全不存在的地方，该细菌也完全可能传播甲虫疾病。而且，由于孢子在土壤中有长期生存的能力，它们甚至可以在虫蛆完全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存在，等待时机发展，如同在目前甲虫蔓延的边缘地区那样。
那些不计代价而希望立即取到结果的人将毫无疑问地继续使用化学药物来消灭甲虫。同样有一些人倾心于那些名牌商品，他们愿意反复操作和花钱，以便化学药物控制昆虫的工作长存。
另一方面，那些愿意等待一、两个季度而获得一个完满结果的人将转向牛奶病;他们将会得到一个对甲虫的彻底控制，但这个控制将不会随时间流逝而失效。
一个广泛的研究计划正在伊利诺斯州伯奥利亚的美国农业部实验室中进行，该计划的目的是想找出一种人工培养牛奶病细菌的方法。这将大大降低它的造价，并将促进它更广泛地使用。经过数年工作，现在已有一些成果报道。当这个“突破”完全实现时，可能一些理智和远景将使我们能更好地对付日本甲虫，这些甲虫在它们极端猖獗时一直是中西部化学控制计划的恶梦。
像伊利诺斯州东部喷撒农药这样的事情提出了一个不仅是科学上的，而且也是道义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即是，任何文明是否能够对生命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而不毁掉自己，同时也不失却文明的应有尊严。
这些杀虫剂不具有选择性的毒效，即它们不能专一地杀死那种我们希望除去的一个特定种类昆虫。每种杀虫剂之所以被使用只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即它是一种致死毒物。因此它就毒害了所有与之接触的生命:一些家庭驯养的可爱的猫、农民的耕牛、田野里的兔子和高空飞翔的云雀。这些生物对人是没有任何害处的。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些生物及其伙伴们的存在，才使得人类生活更为丰富多彩。然而人们却用突然的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来酬谢它们。在萨尔顿的科学观察者们描述了一个垂死的百灵鸟的症状:“它侧躺着，显然已失去肌肉的协调能力，也不能飞动或站立，但它不停地拍打着它的翅膀，并紧紧收缩起它的爪子。它张着嘴，吃力地呼吸着。”更为可怜的是快要死去的田鼠默默无言的景况，它“表现出了快要死的特征，背已经弯下了，握紧的前爪抽缩在胸前……它的头和脖子往外伸看，它的嘴里常含有脏东西，使人们想像到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动物曾经怎样地啃着地面。”
由于竟能默认对活生生的生命采取这样使其受害的行动，作为人类，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不曾降低我们作人的身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