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这些计算结果可以被用来表明：作为帮助穷人的措施而论，我们目前的措施是多么的浪费。

    1961年，政府在直接的福利和各项方案上的开支大致为

    330

    亿美元（联邦、州和地区）包括：对老年人的援助、社会保险金额的支付、对不能独立生活儿童的援助、一般性的援助、农产品价格支持方案、公共房屋，等等。在进行计算时，就排除了对退伍军人的照顾。我也没有计入下列措施的直接和间接的费用，如最低工资法、关税、执照规定，等等，以及没有计入公共卫生活动、州和地方在医院、精神病院以及类似的方面所花费的费用。

    在美国大约有57000000个消费单位（独自生活的个人和家庭）。如果把1961

    年的 330

    亿美元的开支以单纯的现款津贴发放，那末就可以发给最低收入的10％的消费单位，每单位几乎为6000美元。这种津贴将会提高它们的收入，使它超过美国所有单位的平均数。换言之，这些开支将会向最低收入的20％的消费单位发放每单位几乎为3000美元的津贴。即使我们同意新政派人士喜欢称之为三分之一的人营养不好、住房不好和衣着不好的说法，1961年的开支也会向每个消费单位发放几乎为2000美元的津贴。这个数字大致是经过物价水平调整以后的三十年代中期三分之二高薪和三分之一低薪的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今天，经过物价水平调整以后，少于八分之一的消费单位具有象三十年代中期最低三分之一人那样的收入。

    显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比“减轻贫穷”的字眼所能容许的要远为奢华的方案，即使我们以相当松散的意义解释这个名词的话。如果执行一个补充收入最低的20％消费单位的收入的方案，使它们的收入达到比它们高的收入的最低水平，那末，该方案的费用少于我们现在花费的一半。

    所建议的负所得税的主要缺点是它的政治含意。它建立了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对某些人施加赋税来津贴其他人。可以设想，这些其他人是有选举权的。总是会存在着那种危险，即：它不是成为绝大多数人愿意给他们自己施加赋税来帮助不幸的少数的安排，而是相反地被转变为一种大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不同意的少数人身上施加的赋税。由于这一建议使这个过程如此明确，上述危险或许要大于其他措施的危险。除非依赖于选民的自我克制和良好愿望，我看不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1914年迪赛在一个相应的问题——英国的老年退休金——上写道：“有见识的和仁慈的人很可能要问自己，英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否会从制订一个法令中得到好处。该法令规定：以老年退休金的形式来领取贫穷救济并不和保持选举议员的权利发生冲突。”

    关于迪赛的问题，从英国的经验所得到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必须认为是不肯定的。英国确实是走向普选权，而并没有取消领取养老金的人或其他接受国家援助的人的选举权利。也存在着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对一部分人的赋税的大量增加。这些税收肯定可以被看作为阻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甚至于对那些把自己看作是接受救济的人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好处。但是，这些措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毁坏英国的自由或它的主要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选民们想逆转潮流和实施自我克制的一些迹象。

    ……的意志来尽量发挥他的能力和机会，只要他不妨碍别人进行同样的活动的话。在一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信念；在另一种意义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信念。每个人都有得到自由的平等权利。这是一个重要和基本的权利。正是因为人们是不相同的：因此，一个人会比另一个人愿意用他的自由来做不同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能够比另一个人对许多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一般文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因此，自由主义者在一方面会严格区别均等权利和均等机会，而另一方面，严格区别物质的均等或成果的均等。他可能欢迎自由社会迄今比任何其他社会趋于具有更多的物质的均等这一事实。但是，他会把它看作为自由社会的合乎理想的副产品之一，而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他将欢迎既促进自由又促进均等的措施——如消除垄断权力和改善市场运转的措施。他将把旨在于帮助较不幸的人的私人慈善行为看作为正确使用自由的一个例子。他可能赞成国家对改善贫穷而采取的行动看作为社会大多数人能达到一个共同目标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然而，他这样做时会感到遗憾，因为，必须使用强制的手段来代替自愿的手段。

    均等主义者也会走得这样远。但是他会走得更远。他会为取自某些人来给与其他人的行动进行辩护，不把这一行动当作为“某些人”能够达到他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而是把“公正”当作为辩护的理由。在这一点上，均等显然与自由发生冲突。我们必须加以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既是均等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