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的仆人。当你隔着办公桌坐在正审核你的税单的国内收入署代表的对面时，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

    让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华尔街日报》（1979年6

    月25日）最近一篇报道用的大标题是：一家公司的“前任经理支付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费用”。据报道，这位前任经理莫里斯·Ｇ·麦吉尔说：“问题不在于我本人是否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了好处，而在于一个卸任的经理的责任是什么。打官司是会引起兴趣的，可我却决定不打官司就付清费用，这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同证券交易委员会斗争到底的代价是巨大的。”不论胜败麦吉尔先生都必须支付诉讼费。而证券交易委员会内负责同他打官司的那位官员，除了在同事中的声誉会受到影响外，不论打胜还是打败，同他自己都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能够做什么

    不用说，凡是想阻止或扭转目前这种趋势的人，都应该反对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和职责范围的新措施，应该促使现有措施的废除和改革，而且应该选出具有这种观点的议员和行政官员。但这不是扭转目前趋势的有效方法。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会保卫自己的特权，并试图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对政府进行限制。我们面对的将是一条九头蛇，它长出新的头能比砍掉旧的头还快。

    我们的开国元勋已经给我们指出了一种较为有希望扭转目前趋势的方法：可以说是搞一揽子交易。我们应该采用自我克制的各种法令，以限制我们企图通过政治渠道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应该按照其是非曲直考虑每件事情，而应该制定广泛的规章和条例以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

    这种方法的优点已被宪法的第一项修正案很好地说明了。相当一部分议员和选民也许会赞成对言论自由施加某些限制。大多数人很可能赞成禁止纳粹分子、耶稣七日再生派教徒、“上帝的见证人”派教徒、三Ｋ党、素食主义者或任何其他小集团在街头巷尾发表演讲。

    第一项修正案的高明之处在于它采用了一揽子交易的方法。该修正案用的普遍原则是：“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之……法律”；它没有按照是非曲直考虑每件事情。大多数人那时支持了它，而我们相信大多数人今天仍然会支持它。当我们处于多数人的地位时，对别人的自由受到干涉，我们每人的感受远远不如自己处在少数人的地位时，不让自由受到干涉来得深切——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总有处于少数人的地位的时候。

    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有一项与宪法的第一项修正案相同的法案，来限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权力——一项经济上的“人权法案”，以补充和加强原来的“人权法案”。

    把这样一种“人权法案”并入我国的宪法中，这件事本身并不会自行扭转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或防止这种趋势重新得到发展——它的作用肯定不会超过宪法本身。我国的宪法未能阻止政府权力的增长和集中，以致政府权力的增长和集中远远超出了宪法制定者允许或设想的界限。对于发展和保护一个自由社会来说，一部成文宪法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虽然英国经常只有“不成文”宪法，但它却使自由社会得到了发展。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采用了事实上从美国宪法逐字照抄过去的成文宪法，但它们并没有建成自由社会。一部成文的——或者与此有关的不成文的——一宪法要发挥效力，它必须在一般公众及其领导人中间得到普遍的舆论支持。该宪法必须体现人们已经深信的各项原则，这样，行政部门、立法机关和法院的行为才会自然而然地符合这些原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舆论发生变化时，政策也将随之变化。

    然而，我们认为制定和投票通过经济上的“人权法案”，将最有效地扭转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其原因有二：第一，制定修正案的过程会对制造舆论起很大的帮助；第二，同现在的立法程序相比，颁布修正案将更为直接、更为有效地使上述舆论变成实际政策。

    假定赞成新政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达到顶点，那么，在制定这样一个“人权法案”的过程中将会引起全国性的争论，这场争论肯定会使人们的思想转向自由，而不是转向集权主义。这场争论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大政府的问题及其可能的医治方法。

    采用这类修正案的政治过程，将比我们现在的立法和行政结构更为民主，因为它使一般公众得以决定事态的结果。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人民的政府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行事。每一次民意测验都表明，绝大多数人反对为调整学生中的种族比例用校车接送学生—一可是不仅继续用校车接送学生，而且还不断推广这种做法。在就业和高等教育方面实施的种种调整种族比例的行动计划，以及根据结果平等的思想采取的其他许多措施，情况也都是这样。就我们所知，搞民意测验的人从来没有向公众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的40％以上的收入由政府替你花费，你是否得到了所付款项的等价物？”对于民意测验的结果，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由于上一节列举的原因，特殊利益集团是在牺牲普遍利益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在大学、新闻单位、特别是联邦官僚机构中成长起来的新阶级，已经成了最有势力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它不顾公众的普遍反对，并且经常不顾有关法令的约束。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别人头上。

    采用修正案具有加强地方分权制的巨大效能。它要求四分之三的州分别采取行动。甚至新的修正案的提出可以越过国会：宪法第五条规定“国会……应三分之二的州议会的请求，将召集会议以提出修正案。”到1979年中期，已有三十个州要求国会召开会议，以提出要求联邦预算保持平衡的修正案。再有四个州议会提出这种要求，即可达到召开会议所必需的数目，这一前景在华盛顿已经引起了极大惊慌——其原因是：这样一来，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就被抛在一边。

    限制税收和政府开支

    采用宪法修正案来限制政府的运动，在税收和政府开支方面已经开展起来了。到1979年初，已经有五个州正式通过了本州宪法的修正案，修正案限制了州政府可以征收的赋税总额，一些州还限制了州政府可以开支的经费总额。同样性质的修正案，在其他一些州中已做好了正式通过的准备工作，在另外一些州里则预定在1979年选举中提出来进行投票表决。剩下的一些州有半数以上正在积极准备通过这类修正案。同我们有联系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全国税收限制委员会”（ＮＴＬＣ），作为情报交换所和某几个州的行动协调者正在起作用。1979年中期，该组织在全国拥有约二十五万名会员，而且会员人数正在急剧增加。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有两项重要的事态发展。一个是各州议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去委托国会召集全国性会议以提出平衡预算的修正案——这最初是由全国纳税人联盟发动的，该联盟于1979年中期在全国拥有的会员超过十二万五千人。另一事态发展是，人们要求通过限制联邦开支的修正案，该修正案是在全国税收限制委员会倡议下起草的。起草委员会（我们两人都是该委员会委员）包括了律师、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州议员、企业家以及各团体组织的代表。该委员会起草的修正案已被提交给了国会参众两院，全国税收限制委员会正在开展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来支持它。

    在州和联邦两类修正案背后的基本思想，是纠正我们现有结构中的缺点，在这种结构下面，民主选出的议员，投票赞成的开支数额要多于大部分选民认为合适的数额。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上述结果是由赞成特殊利益的政治偏见造成的。目前确定政府预算的办法，是把批准用于各项计划支出加在一起。与某项计划有特殊利益的少数人，花钱并努力活动使该计划得以通过；而大多数人即使对该计划有了解，而且每个人要为计划支付若干美元，也不会认为花钱或努力活动反对该计划是合算的。

    多数人的确在实行统治。但这是有点特殊性质的多数。它是由许多具有特殊利益的少数人的集团构成的。当选国会议员的方法，是把各占你的选民的，比如说，2％或3％的诸集团集中起来，这些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强烈地关心着一个特殊问题，该问题同你的其余选民几乎没有关系。假如你答应支持某个集团的问题，它将乐意投你的票，不管你对其他问题持何种态度。把足够的这类集团集合起来，你将拥有51％的多数。这就是统治着我国的互投赞成票的多数。

    上面提出的修正案将限制议员——不论是州议员还是联邦议员——受权拨付的款项总额，从而改变议员起作用的条件。这些修正案将预先限定政府的预算，就象我们每一个人的预算都受到限制一样。许多与特殊利益有关的立法是不值得追求的，但它们的坏处决不至于那么明显，也并不是那么一无是处。相反，每一种措施都将被描述为服务于一个高尚的目标。问题是高尚的目标太多了，数也数不尽。当前，议员在反对“高尚的”目标方面往往处于劣势。假如他提出反对的理由，说某一高尚的目标将提高税收，那他将被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说他为了卑鄙的唯利是图的原因而不顾人民的需要——毕竟，这个高尚的目标将只需要把每个人的税款提高几美分或几美元。这个议员将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如果他能够说：“不错，你的目标是高尚的，可是我们的预算是有限的。为你的目标花更多的钱意味着为减少其他目标得到的钱。这些目标当中哪一个应该被削减？”结果将会要求各个特殊利益集团，为了从一个固定的馅饼中分得较大份额而彼此竞争，而不是他们能彼此勾结起来牺牲纳税人的利益，把馅饼做得越来越大。

    因为各州无权印制钞票，所以州政府的预算可以通过控制可征收的税款总额加以限制，这是各州已经正式通过或者已经提出的大多数修正案业已采用的方法。联邦政府能够印制钞票，因此限制税收不是一种有效的办法。这就是我们的修正案为什么要限制联邦政府的总开支的原因，而不论资金是怎样筹集的。

    限额——不论是对税收还是对政府开支——将主要根据州或全国的总收入来规定，如果政府开支等于限额，政府的开支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将保持不变。这将阻止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继续发展，而不是扭转这种趋势。然而，限额也将有助于扭转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如果哪一年的政府开支不等于限额，则适用于以后年份的限额会更低。而且，提出的联邦修正案要求降低政府开支在州或全国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如果通货膨胀年率超过3％的话。

    其他宪法条款

    我们收入中政府所花费的那一部分的逐渐减少，对于建立一个较为自由、较为强大的社会来说，将是重要的贡献。但这仅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步骤。

    政府对我们的生活进行的许多最有破坏性的管理，并不要政府花许多钱，例如：征收关税，实行物价和工资管制，颁发职业执照，对工业实行管制，颁布保护消费者的法令等。

    对付所有这些政府管制的最有成效的方法，同样是颁布限制政府权力的一般性法规。到目前为止，制定适当法规的工作仍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任何法规在其能被认真地采用以前，需要由具有各种不同利益的人进行的彻底审查，需要限制税收和政府开支的修正案已得到的那种认识。

    作为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我们概述一下看来是合乎需要的几项修正案。我们强调这些例子是尝试性的，主要目的是在这一基本尚未探索过的领域中，激励进一步的思考和进一步的工作。

    国际贸易

    宪法现在规定：“未经国会同意，各州不得对进口商品或出口商品课以任何进口税或出口税；惟在执行该州之检查法律上有绝对必要者，不在此限。”修正案可能规定如下：

    国会不得对进口商品或出口商品课以任何进口税或出口税，惟在执行其检查法律上有绝对必要者，不在此限。

    以为现在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修正案，那是不切实际的。然而，要通过废除个别关税获得贸易自由，如果说有不同之处的话，则是更加不切实际。对全部关税采取措施，可以使我们大家作为消费者的利益联合起来，以反对我们作为生产者分别具有的那种特殊利益。

    工资和物价管制

    正如我们在几年前写道的：“假如美国有一天屈服于集体主义，屈服于政府对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管制，那将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在论战中取得了胜利，而是因为工资和物价管制。”

    ①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价格传送消息——沃尔特·里斯顿通过把价格描述为言论的一种形式，已经非常恰当地解释了这一点。而在自由市场上决定的价格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在此我们需要有同宪法的第一项修正案极为相似的条文：

    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剥夺商品或劳务的卖者对其产品及劳务定价的自由。

    ①米尔顿.弗里德曼：

    《不朽的蠢事》，载《新闻周刊》，1973年6月2

    5日。

    职业执照的颁发

    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我们可能从事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更大的影响。在这个领域里放宽自由选择就要求限制各州的权力。在此，我们需要有我国宪法正文里禁止各州采取某些行动的条款，或者是第十四项修正案。一个建议是：

    各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从事他所选择的工作或职业的权利的任何法律。

    多用途的自由贸易修正案

    前面的三项修正案可以由一项修正案来代替，这项修正案可以仿效我国宪法的第二项修正案（它确保人们保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人们在相互同意的条件下买卖合法的商品和劳务的权利，国会和任何州均不得侵犯之。

    税收

    按照一致同意的看法，个人所得税亟需改革。据说这种赋税根据“支付能力”征收的，对富人较重而对穷人较轻，并且考虑到了每个人的特殊情况。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税率在官方文件上被分成许多等级，从14％到70％。然而税法的漏洞如此之多，特免规定又五花八门。以致高额税率差不多完全成了装璜门面的东西。对高于个人免征额的全部收入（除真正的职业开支外，不允许有其他扣除），实行一种一刀切的低额税率——低于20％——会比现有不实用的结构给政府带来更多的收入。纳税人的境况会好一些——因为他们可以省掉因避免所得税而花的费用；经济情况也会好一些——因为税收考虑在资源分配中将起较小的作用。唯一吃亏的人是律师、会计、文职人员以及议员们——他们将不得不从事比填写各种税单、发现税收漏洞并且试图堵塞漏洞等工作更富有成效的活动。

    公司所得税也是有很大缺点的。它是一种隐蔽的赋税，公众在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中不知不觉地纳了税。这种赋税对公司所得征两次税——一次是对公司课税，一次是收入分配后对股东课税。它不利于资本投资，从而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它应孩被废除。

    尽管左派和右派一致认为，应该降低税率，减少漏洞并取消双重课税制，但这种改革却不能通过立法程序来完成。左派担心假如他们同意较低的税率和较少的纳税等级以换取消灭漏洞，新的漏洞不久就会出现——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右派担心假如他们同意消灭漏洞以换取较低的税率和较少的纳税等级，更不合理的纳税等级不久就会出现——他们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例，说明只有宪法修正案可以使各方达成体面的妥协。这里所需要的修正案必须废除现有的批准所得税的第十六项修正案，而代之以下面一段话：

    国会有权课征个人所得税，不必问其所得之来源，其收入不必分配于各州，亦不必根据人口普查与统计，只是必须对超过职业与商业开支以及固定数额的个人津贴的一切收入施以同一税率。“个人”一词不包括公司和其他法人。

    稳定的货币

    当初颁布宪法时，国会被授权“铸造货币，厘定本国货币及外币之价值”，指的是商品货币：说明美元应为一定克数重量的白银或黄金。美国革命期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各殖民地内纸币的膨胀，使得宪法制订者否定各州有权“铸造货币；发行信用票证（即纸币），使用金银币以外之物以作清偿债务的货币。”宪法未说明国会是否有权批准政府发行纸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根据第十项修正案的规定，政府发行纸币是违反宪法的。第十项修正案规定“本宪法所未授予合众国……之权力，皆分别由各州或由人民保留之”。

    南北战争期间，国会授权政府发行美钞，并宣布美钞为偿付一切公私债务的合法货币。南北战争以后，在一系列有关美钞的著名讼案中，最高法院在审理第一个讼案时曾宣布发行美钞是违反宪法的。“使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这项裁决是由首席法官萨蒙·Ｐ·蔡斯公布的，正是在他担任财政部长时发行了第一批美钞。他不仅公布了这项裁决，而且还以首席法官的身份，宣布自己应对担任财政部长时的违反宪法的行为负责。”①

    ①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货币史》，第46页。

    随后，扩大了的和重新组成的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多数推翻了第一个决定，断言使美钞成为合法货币是合乎宪法的，首席法官蔡斯当时是持反对意见的法官之一。

    恢复金币本位制或银币本位制既行不通也不合乎需要，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使货币保持稳定。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要求货币当局把货币数量的增长率保持在一个固定的变动范围之内。修正案的起草是格外困难的，因为它同有关的制度结构联系非常紧密。修正案也许应该这样写：

    国会有权批准政府以通货或记帐的形式发行无息债券，如果流通中的美元总额的年增长率不超过５％和不低于３％的话。

    也许应该附带这样一条规定，即如果爆发战争，从而使政府停止或延期支付每年应清偿的债务时，国会参众两院各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或者同样有资格的多数，可以撤销上述要求。

    免遭通货膨胀的损害

    假如前面一项修正案被通过并被严格执行，那将结束通货膨胀并确保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将不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阻止政府未经允许而随意征税，因而也就不存在因征税而引起的通货膨胀。然而，那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得到人们广泛支持的，将是使政府搞通货膨胀无利可图的修正案。它比一个较为专门和容易引起争论的稳定货币的修正案，采用起来容易得多。实际上，所需要的是引申第五项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凡私有财产，非有相当补偿，不得收为公有。”

    凡是其货币收入刚好赶上通货膨胀的步伐然而被推升到较高纳税等级的人，可以说未经正当手续而被剥夺了财产。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拒绝偿付政府公债的一部分实有价值，就是未经相当补偿而把私有财产收为公有。

    有关的修正案可以规定：

    美国政府和其他各方之间以美元表示的所有合同，以及列入联邦各种法令中的美元金额，应根据上一年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逐年加以调整。

    和稳定货币的修正案一样，这项修正案由于涉及一些技术问题，起草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各种技术细节将不得不由国会来规定，例如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指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但是修正案可以阐明基本原则。

    到这里，全部工作并未完成—一本来我们打算根据人权法案的十项修正案提出十项新的修正案，但我们只提出了七项，还有三项没有完成。而且我们提出的新修正案的措辞，不仅需要研究宪法的法律专家仔细推敲，而且也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们仔细推敲。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修正案至少告诉人们，采用制定新法律的方法解决问题是大有希望的。

    结论

    人类自由和经济自由这两种思想的携手并进，在美国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在我们的头脑里，这些思想仍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们大家都浸透了这些思想。它们是我们生存的真实依靠。可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偏离了它们。我们忘记了一条基本的真理，即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权力的集中，无论是集中在政府手里，还是集中在任何其他人手里。我们使自己相信，只要权力的授予是出于高尚的目的，就不会带来损害。

    幸运的是，我们醒悟过来了。我们再次认识到一个管制过严的社会的危险，终于懂得好的目标可以被坏的方法所歪曲，懂得了依靠人民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自由地管理他们的生活，乃是使一个伟大社会发挥其全部潜力的最可靠的方法。

    同样幸运的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仍然可以自由选择走哪条道路——或者是继续沿着我们正在走的道路进一步扩大政府，或者是悬崖勒马，调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