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也是这样。没有政府以关税或其他办法公开和暗中的帮助，在一个国家里是很难确立垄断地位的。在世界范围，这更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德比尔公司对钻石的垄断，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看来成功的例子。我们不知道还有别的能没有政府的直接帮助而维持很久的垄断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早先的橡胶和咖啡卡特尔也许是受到政府帮助的最突出的例子。但是大多数这类由政府主持的卡特尔都维持不了多久。它们在国际的竞争压力下垮台了——我们相信石油输出国组织也会是这个下场。在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国际卡特尔会更快消失。即使在贸易受到限制的世界上，美国也能够通过实行自由贸易（必要时单方面实行），来基本上消除国内的大垄断集团带来的威胁。

    中央经济计划

    在不发达国家旅行，我们一次又一次得到深刻的印象，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所认为的事实同事实本身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

    各地的知识分子都想当然地认为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是用来剥削人民大众的办法，而中央经济计划是未来的潮流，会把他们的国家推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前不久，一位美国人批评印度的中央计划搞得过细，对此，一位很富有的而且文化修养极高的著名印度企业家——他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讽刺的那种大腹便便的资本家——进行了反驳。他明确告诉我们，象印度这样穷的国家的政府，只有控制进口、国内生产和收入的分配，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使他发财致富的领域，授予他特权，才能保证社会的需要优先于个人的自私的需要。他只不过是重复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教授和知识分子的见解而已。

    事实本身与这种见解大不相同。凡是个人自由的成分较大，普通公民的物质享受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增加，人们普遍对未来的发展抱有信心的地方，我们总是发现其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自由市场组织的。凡是国家严密控制其公民经济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详细的中央经济计划统治一切的地方，那里的普通公民就受到政治的束缚，生活水平低下，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国家可能兴旺，可能开创不朽的功业，但普通公民成了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收入仅够维持他们适度的生产。

    最明显的例子是东西德的对比。那本是一个整体，战争把它分成了两部分。居住在两边的人属于同一血统、同一文明，具有同样水平的技术和知识。哪一部分兴旺了，哪一部分不得不用墙来把它的公民关在里面，哪一部分今天必须用武装警卫并借助猛犬和地雷来对付那些勇敢而绝望的公民，他们宁愿冒生命的危险要离开他们的**天堂，投向墙那边的资本主义地狱。

    在墙的一边，街道灯火辉煌，商店里满是熙熙攘攘、兴高采烈的人群。一些人在购买来自全球的货物。另外一些人奔向众多的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他们可以自由地买到表达各种意见的报章杂志。他们可以互相或同陌生人交谈任何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各种见解。走上几百步，排上一小时的队，填好表格，领到要交回的通行证，你就可以象我们那样去到墙的另一边。那里，街道是空荡荡的；城市灰色而苍白；商店的橱窗毫无生气；建筑物表面积满了污垢。三十多年了，战争的破坏还没有修复。在东柏林短暂的访问期间，我们发现，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唯一地方是娱乐中心。在东柏林呆上一小时就足以理解为什么当局要修建那堵墙了。

    西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被打败和被摧残的国家变成欧洲大陆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是自由市场创造的奇迹。当时德国的经济部长是个经济学家，名叫路德维希·艾哈德。1948年6月20日是星期天。在这一天，他下令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就是今天的西德马克，同时取消了差不多所有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之所以在星期天采取行动，是因为法、美、英占领军当局星期天不办公。他深信，要是在其他日子采取行动，那些对管制抱赞同态度的占领军当局准会取消他的命令。他的措施象是具有魔力。几天之内，商店里便摆满了货物。几个月之内，德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

    即便是两个**国家苏联和南斯拉夫，也形成了类似的对比，虽然不那么极端。苏联是严格地由中央控制的。它没有完全取消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但它尽可能地限制它们的范围。开始时，南斯拉夫走同样的道路，但在铁托同斯大林的俄国破裂之后，它急剧地改变了它的路线。它仍是**的，但谨慎地实行分散化并运用市场力量。大部分农田归私人所有，其产品可以在比较自由的市场上出售。私人可以经营雇工不超过五人的小企业。小企业，特别是手工业和旅游业方面的小企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大企业是工人合作社——一种效率不高的组织形式，但至少使个人能在一定程度上肩负责任并发挥主动精神。南斯拉夫的居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生活水平比邻国奥地利或其他西方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低得多。然而，南斯拉夫还是给从俄国去的有观察力的旅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较之下它是天堂。

    在中东，尽管以色列宣布的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和政策，并且政府广泛地干预经济，但它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市场因素，这主要是对外贸易在以色列的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产生的间接后果。它的社会主义政策妨碍了它的经济成长，但是它的公民比起埃及的来，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和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埃及的政治权力更比以色列集中得多，其经济活动受到的控制也要比以色列严格得多。

    在远东，马来西亚、新加坡、朝鲜、台湾、香港和日本，都广泛地依赖私人市场，因而都很兴旺发达。它们的人民充满希望，经济正在迅猛发展。最好的衡量标准是，七十年代后期，这些国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最低的约达七百美元（马来西亚），最高的约达五千美元（日本）。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都严重依靠中央计划，因而都经历了经济停滞和政治压制。这些国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不到二百五十美元。

    主张中央经济计划的知识界人士曾经为毛的中国高唱赞歌，可没想到毛的继承人则大讲中国的落后并埋怨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没有取得进步。他们所设想的促进现代化的措施之一，就是让物价和市场起比较大的作用。同在南斯拉夫一样，这种策略将使中国当前低下的经济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只要对经济活动仍保持严格的政治控制，私有财产仍受严密限制，这种提高就将大大受到限制。而且，即使是在这样有限程度上放出个人积极性的妖怪来，也会引起政治问题，迟早大概会产生反应，导致更大的独裁。另一种结果，**垮台，被市场制度所取代，看来远不那么可能，虽然作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并不完全加以排除。同样，一旦年迈的铁托元帅去世，南斯拉夫将经历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产生反应，导致更大的独裁，或者远不那么可能的，导致现存集体主义的安排的破产。

    值得更详细地考察的一个特别显明的例子，是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对比——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最初三十年的经历，和日本在

    1867年明治维新后最初三十年的经历。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般说来很难象物理学家那样作有控制的实验，这种实验在验证假设上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这里，经验产生的一些东西，很接近于有控制的实验，我们能够用以检验经济组织方法上的差别的重要性。

    中间相隔八十年。但在所有其他方面，在我们拿来比较的开始时期，两国的情形很相象。两者都有古老的文明和发达的文化。两者都有高度结构化的人口。日本是封建结构，有大名（即领主）和农奴。印度是严格的等级制，按照英国人“排定的等级”，最上面是婆罗门，最底下是贱民。

    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安排方面发生剧烈的变动。在两国内，都有能干的、虔诚的领袖掌权。他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决心使经济的停滞变成迅速的增长，把他们的国家转变成大国。

    几乎所有的差别都对印度，而不是对日本有利。日本先前的统治几乎使它同其余世界完全隔绝，国际贸易和接触限于一年一次的荷兰船只的访问。少数被准许呆在那个国家的西方人，被圈在大阪港口一个小岛上的居留地内。三个多世纪的强行隔绝，使日本对外部世界茫无所知，在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除中文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讲或者读外语。

    印度要幸运得多。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得到巨大增长。这种增长，在两次大战之间因从英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变成停滞，但并没有倒退。运输的改进结束了过去反复发生的地区性饥荒。它的许多领袖曾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受教育，尤其是在英国。英国的统治留下了一批高度熟练和有训练的民政人员、现代的工厂和一个非常完好的铁路系统。这些在1867年的日本一样也没有。印度在技术上虽比西方落后，但差距小于1867年的日本同当时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印度的物质资源也比日本优越得多。日本在物质资源上的唯一优势大概是海洋，使得交通方便并提供大量的鱼。日本只有此一项优势，其他全不如印度。印度的幅员约为日本的九倍，而且有大得多的面积是比较平坦和交通便利的土地。日本则大部分是山区，它只沿着海岸有一条狭长的可居住和可耕种的地带。

    最后，日本没有得到半点外援。在日本没有外国投资，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基金会赠款给日本或提供低利贷款。它不得不依靠自己筹措资金来发展经济。它也曾有过一次幸运的例外。在明治维新后的早期，欧洲的蚕茧严重歉收，这使得日本能够靠出口生丝赚得比平时要多的外汇。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偶然的或有组织的重要的资金来源。

    印度的境况要好得多。自从1947年独立以后它从世界上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大部分是赠送的。这种输送现在也还在继续着。

    尽管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情况相似，其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摆脱了封建结构，让所有的公民都有社会和经济的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境况迅速改善，虽然人口陡然增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虽然它没有实现完全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在这方面却取得了巨大进展。

    印度口头上废除等级限制，但实际上很少进展。少数人和多数人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象八十年前的日本一样，印度的人口猛增，但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却没有按同样的速度增长。其经济仍然近乎停滞。那最贫穷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英国统治结束后，印度曾夸耀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实行独裁统治，限制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目前，它正处于重新这样做的危险之中。

    怎样解释这两种结果的差别，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人的性格所造成的。据说，宗教戒律、等级制度、宿命哲学——所有这些把印度人民禁锢在传统的束缚之下。据说印度人缺少进取心而且懒惰。而日本人则受到称赞，说他们有干劲、精力旺盛、热心于接受外来的影响，而且难以置信地善于把从外边学到的东西加以改造利用。

    关于日本人的这种描绘在今日可能是对的。但在1867年却不是这样。当时居住在日本的一个外国人写道：“我们不认为它（日本）会变得富有。自然赋予的长处，除了气候，以及人民自己的爱好懒惰嬉戏，妨碍了它。日本人是一个愉快的种族，有一点就满足，不大可能取得很大成就。”另一个写道：“在世界的这部分，西方确立和公认的原则，好象失去了它们原先具有的效力和活力，并致命地倾向于芜杂和**。”

    同样，关于印度人的描绘也可能符合今天印度国内的一些印度人，甚至可能符合大多数，但它肯定不符合侨居别处的印度人。在许多非洲国家，在马来西亚、香港、斐济群岛，巴拿马以及新近在英国，印度人是成功的企业家，有时候还成了企业界的台柱子。他们常常是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印度国内，只要是能避开政府控制的铁手的地方，事业心、积极性和干劲都有所表现。

    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取决于群众的品行。在每一个国家，一小部分人确定步子，决定事件的进程。在发展得最快最成功的国家里，一小部分事业心强、甘冒风险的人闯在前面。为仿效者创造跟随的机会，使大多数人得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许多外界观察者探讨的这种印度人的特征，与其说是缺少进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其反映。当卖力干和冒风险得不到报酬的时候，懒惰和消沉就会滋生。宿命的哲学是同停滞相适应的。印度并不缺乏人材，能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就象日本在1867年所经历，或者甚至象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那样。的确，印度的真正悲剧是，它本可以——我们相信——成为一个繁荣昌盛而生气勃勃的自由社会，但目前却仍然是一个满是穷困潦倒的人民的次大陆。

    我们新近碰到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经济制度如何能够影响人的性格。**取得政权后流入香港的中国难民，推动了它的经济飞快发展，并以他们的积极性、事业心、勤俭和干劲得到了应有的尊敬。中国新近放宽对移民的限制之后，产生了一批新的侨民——来自同一种族，具有同一基本的文化传统，但经过三十年**统治的抚育和塑造。我们听到一些雇用这些难民的公司说，他们与早先来香港的中国人大不相同。新来的移民非常缺少主动性，需要人家确切告诉他做什么。他们懒惰，不合作。无疑，在香港的自由市场呆上几年之后，他们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

    那么，对于1867年至1897年的日本和1947年到现在的印度之间的不同经验该作何解释呢？我们相信，其解释同东西德之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以及台湾和红色中国之间的差别一样。日本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和自由市场。印度则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依靠中央经济计划。

    明治政府也曾多方面进行过干预，在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它送许多日本人出国接受技术训练，邀请了许多外国专家。它在许多工业中建立了领头的工厂，并给与其他工业许多补助。但是没有哪个时候它曾经试图控制投资的总额或方向或是生产的结构。国家只在造船业和钢铁业保持大量的股权，因为它认为这是军事力量所必需的。它维持这些工业，因为它们对私人企业没有吸引力，需要大量的政府补助。这些补助消耗日本的资源。它们妨碍而不是刺激日本经济的进展。最后，一项国际条约禁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头三十年征收高于５％的关税。这种限制证明对日本完全是一件好事，虽然当时曾遭到埋怨，而且在条约的限制期满后就提高了关税。

    印度执行了一条与此大不相同的政策。它的领袖们把资本主义看作帝国主义的同义语，不惜任何代价要加以避免。他们制订了一系列俄国式的五年计划，详细地规定了投资项目。某些领域的生产为政府所保留；私人公司容许在其他领域经营，但必须同计划一致。关税和限额控制了进口，补贴控制了出口。自给自足是理想，不用说，这些措施造成外汇短缺。这又用严密而广泛的外汇管制来对付，外汇管制成了无效率和特权的一大根源。工资和物价受到管制。要盖个工厂和进行其他投资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无处不有的税，纸面上定得很高，实际上大量逃漏。各种各样的走私、黑市和非法交易，就象赋税一样无处不有，破坏了法制的威信，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央计划的死板，使得有可能满足紧急的需要，从而起了有价值的社会作用。

    在日本，依靠市场，挖掘了潜在的、意想不到的能力和才干的资源。它阻止了妨碍改革的既得利益。它强使发展接受效率的严峻考验。在印度，依靠政府的控制，挫伤了积极性或将它付诸东流。它保护了既得利益不予改革。它用官僚主义的批准代替市场的效能，作为生存的尺度。

    这两个国家的家庭纺织品和工厂纺织品的经历可以说明政策上的区别。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家庭纺织业的规模都很大。在日本，外国的竞争没有对家庭生产的生丝产生多大影响，这也许是因为日本的生丝优越，加上欧洲的歉收；但它几乎完全排挤了土制棉纱，后来又排挤了土布。日本的纺织业工厂发展起来了。开始它只制造最粗糙的、最低档的纺织品。后来制造越来越高级的纺织品，最后成了一门大出口工业。

    在印度，手工纺织得到补助并保证有其市场，据说是为了缓和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工厂生产逐渐增加，但为了保护手工纺织业，被有意地加以限制。保护意味着扩大。手工织机从1948到1978年大约增加了一倍。今天，在全印度成千上万的村庄里，从早到晚可以听到手工织机的声音。如果是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其他工业竞争，有一门手工纺织业并不坏。在日本，现在还存在一门虽然极小但是兴旺的手工纺织业。它织造高级的丝绸和其他织品。在印度，手工纺织业的发达是因为得到政府的补助。实际上，政府向那些生活并不比手工织机工人好的人征了税，以使手工织机工人的收入高于他们从自由市场上赚得的收入。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面临的问题，同几十年后日本所面临的和一个多世纪后印度所面临的问题正好一样。动力织机有摧毁兴旺的手工纺织业的危险。英国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这门工业。它显然考虑了印度采取的那种政策：补助手工纺织业，保证它的市场。但该委员会立即否定了这项政策，理由是这只会使根本的问题——手工织工过多，变得更严重。这正是印度所发生的情况。英国采取了同日本一样的解决办法——暂时是严酷的，但最后是慈善的政策，让市场力量起作用。8

    印度和日本的这种对比很有趣，因为它不仅如此清楚地表明两种组织方法的不同结果，而且表明在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政策之间并无关系。明治维新统治者——他们立志要加强他们国家的权力和荣誉而很不重视个人自由——的目标同印度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印度的新领袖们——他们热衷于个人自由——一的目标同日本人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

    控制和自由

    美国虽然没有实施中央经济计划，但在过去五十年里，我们在经济中扩大政府的作用已经够多了。这种干预使我们在经济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对经济自由施加的限制，使我国两个世纪来的经济发展有归于结束的危险。干预也使我们在政治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它大大地限制了我们的个人自由。

    美国主要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国之一。但是，正如林肯在那有名的“分裂的家”的演说中所说：“一个家分裂开来反对自己，就不能维持。……我不期望这个家会垮掉，我确实期望它不再分裂。它要么完全归一，要么完全变样。”他是在讲对人的奴役。他的预言同样适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是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我们分裂的家会倒向集体主义一边。幸运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众正在认识到这个危险，决心阻止并扭转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的趋势。

    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现状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这种看法：当前的局面是理所当然的，是事情的正常状态，特别是当事情是由一系列小的和渐进的改变来形成的时候更是如此。要估计那累积起来的影响有多大是困难的。需要发挥想象力，超脱现状，用新的眼光来加以观察。这是很值得做的事情。结果要不是令人吃惊的话，大概也是会出人意外的。

    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自由选择如何使用我们的收入：多少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花在什么项目上；多少存起来，用什么方式；多少给别人，给谁。现在，我们收入的40％以上是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代表我们花掉的。有人曾提出规定一个新的国庆日，叫个人独立日——在每年的这一天，我们不再为政府的开支而工作……而是为了支付几个人或单独一个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选定的项目而工作。”9

    在1929年，这个节日也许应该定在2月12日，林肯的生日这一天；今天，也许应该定在5月30日；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到1988年左右它会碰上另一个独立日，7月4日。

    自然，我们对政府代表我们花多少我们的收入，有一些发言权。我们参与了那个政治过程，这个过程使政府花费了我们40％以上的收入。多数通过的办法是一种必要和可取的权宜之计。但是这同你在超级市场上买东西时的那种自由很不一样。当你一年一度去投票的时候，几乎总是投一揽子的票而不是投特定项目的票。如果你是多数，最好的情况是，你在得到你所愿意要的项目的同时也将得到那些你反对的项目，只是比较起来不认为那么重要罢了。通常的结果是，你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你当初投票赞成的东西。如果你是少数，你就必须服从多数的表决，等待下一次机会。当你每天在超级市场上投票时，你得到的就是你投票要的东西，别的人也是一样。投票箱产生的是遵守而并不一致，市场产生的是一致而无遵守。这就是为什么要尽可能把表决方法只用于那些必须遵守的决定的原因。

    作为消费者，我们甚至不能自由选择怎样使用纳税后剩下的那部分收入。我们现在不能自由购买甜味素，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连糖精也不能随意购买了。我们的医生不能自由地为我们开许多药，尽管他认为这些药对我们最有效，或者这些药在国外已经广为使用了。我们不能自由地购买一辆没有座位安全带的汽车，虽然眼前我们仍可以自由选择是系它还是不系它。

    经济自由的另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按照我们自己对价值的看法自由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自由从事任何职业，加入任何企业，同任何别人作买卖，只要是在严格自愿的基础上这样做，不诉诸强力来强制别人。

    今天，你不能自由地作为一个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管子工、理发师、殡仪人提供你的服务，或是从事其他许多职业，除非先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批准或证书。你不能自由地按照你同你的雇主协商好的条件加班，除非条件符合政府官员定下的规章。

    你不能自由地设立银行、进入出租汽车行业或从事出售电力或电话服务的企业或经营铁路、公路或航线，除非先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

    你不能自由地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除非你填好证券交易委员会需要的多种表格，而且能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满意于你提出的计划书。该计划书必须把前景描绘得如此暗淡，以至没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投资者会愿意对你的计划投资，才会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满意。而且，要取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得花费十万多美元——这肯定会吓退我们的政府声称要资助的小企业。

    拥有财产的自由是经济自由又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确广泛地拥有财产。我们当中的多数人拥有所住的房子。但是谈到机器、工厂和类似的生产手段，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自称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自由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就公司企业的所有权来说，我们大概46％是社会主义的。拥有１％的股份意味着你有权分到１％的利润，并必须用你全部资产的价值分担１％的损失。1979年联邦的公司所得税率是十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必须缴纳46％的所得税（1979年以前为48％）。联邦政府从每一美元的利润可得四十六美分，它也分担每一美元损失的四十六美分（如果有早先的利润可以抵消这种损失的话）。联邦政府拥有每一公司的46％——虽然不是以直接参预决定公司事务的形式。

    甚至仅是列举出加于我们经济自由的全部限制，也得一本比此书更厚的书，更不用说来详细描述了。上述例子只是用来说明，这种限制已变得多么普遍。

    人类自由

    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一般的自由，以至言论出版自由也受到了影响。

    让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些从李·格雷斯1977年的一封信中摘出来的话，他是那时一个石油煤气协会的执行副会长。关于能源立法问题，他写道：

    如你们所知道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一千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应该定多高价格的问题，而是宪法第一号修正案的延续，即保障言论自由的问题。随着限制的增加，就像老大哥越来越紧地盯着我们，我们胆怯起来了，不敢说出真相，不敢揭露谎言和错误。我们对国内收入署的查帐、官僚主义的扼杀或政府的刁难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心理是反对言论自由的一项强大的武器。

    10月31日（1977）出版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华盛顿小广播”栏里指出：“石油业的职员们声称，我们接到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的最后通碟：‘支持政府提出的原油税——不然就要面临更严格的规定和可能发动的一场运动来拆散石油公司’。”

    他的判断为石油业人员的公开行为所充分证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斥责他们赚取“污秽的利润”，一批石油业的经理中间竟没有一个人顶他，或是退出会议室，拒绝再受人身攻击。石油公司的经理们私下对现行限制他们活动的复杂的联邦控制结构或卡特总统提出的大大扩大政府干预的办法，表示强烈的反对，但却发表措辞温和的公开声明，赞成控制的目标。

    几乎没有企业家认为卡特总统的所谓自愿的工资物价管制是对付通货膨胀的可取的或有效的办法。然而，他们却争先恐后地颂扬那个计划，并答应予以合作。只有少数人，如前国会议员、白宫官员和内阁成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有勇气公开加以谴责。另一个敢于讲的人是那个八十高龄的执拗的前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

    为了言论自由，人们完全应当付出代价——如果只是不吃香、挨批评的话，也许还能忍受。但这代价应当是合理的而不是过分的。决不应该如有名的最高法院裁决所说的对自由言论产生“令人胆寒的影响”。然而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是，当前对企业的经理们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影响。

    这“令人胆寒的影响”并不只限于在企业经理们身上。它影响我们全体。我们最熟悉学术界。我们的同行中间，有许多人，搞经济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补助；搞人文的得到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补助；所有在大学教书的教师都从州的立法机关那里得到他们的一部分薪金。我们认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对高等教育的税款补助都是不可取的，应当予以取消。这无疑在学术界还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但这个少数人比人们从公开声明中所能搜集到的要多得多。

    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政府——一不仅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是这样，而且在许多日常事务中也是这样。看一看英国的一个惊人的例子。伦敦《泰晤士报》这样一份大报，几年前有一天被它的一个工会阻止不能出版，原因是该报打算发表一篇报道，讲工会企图影响报纸的内容。结果，劳资纠纷使这家报馆完全关闭，有关的工会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得到政府的特别的庇护。英国一个全国性的记者联合会正在发起成立记者组织，并威胁要抵制那些雇用不属于他们这个联合会的人员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堪称为自由发祥地的国家里。

    就宗教自由来说，在美国，阿密希的农民的房屋财产曾被没收，因为他们以宗教的理由拒绝交纳社会保险税——也不接受社会保险。教会学校的学生曾被作为逃学者、违反强制上学法被传讯，因为他们的教师没有那必要的纸片，证明他们满足了州政府的要求。

    虽然这些例子只是反映了些表面的现象，它们却说明了基本的道理：自由是个整体，任何事情如果减少我们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自由，它也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自由。

    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对我们的自由施加某些限制是必要的，以免遭受其他更坏的限制。但是，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点，当今迫切需要的是取消限制而不是增加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