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独立的牧场主。这属于事实还是虚构倒并不重要，因为它形成了对自我和对世界的看法：在一间办公室做雇员的生活——大学、政府、或出版社——不论头衔、金钱或尊严，这种生活是不合标准的。对于其他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同样如此，比如威尔逊、维达尔或加尔布雷思。他们回顾自己的家庭，都是独立的农场主、政治家或反叛者，这些似乎为激进生活提供了安全的基础。这一点在加尔布雷思的有关他苏格兰一加拿大生活的传记的题目，《坚持到底》中就可以看到。
肯尼斯·雷克斯罗斯是一个诗人及波西米亚文化人，在自传中，他思考了家族谱系在产生一种奇特的美国式反叛中所起的作用。他相信他自己的过去提供了“一种家庭史诗，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一直认为我在其中起到了一种作用”。“施温克费尔德教派(德国清教神秘主义派别)，孟诺派教徒，四八年德国革命党，废奴论者，妇女参政主义者，北美印第安女人和印第安商人，黑白混血儿和巡回马商，戴大沿草帽的农场主，留着大胡子、大衣上挂着佩剑环、喝烈性酒的小城镇的旁观者”的祖先们，塑造了一种抵抗顺从的个性。
雷克斯罗斯认为他过去的生活经历很典型。“源于19世纪早期的大多数美国家庭，其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开拓，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责任感，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责任感。国家确实是他们的国家，国家也确实属于他们，这种感觉便产生了激进的批评家、反叛者、改革者及离经叛道的人。”
威尔逊和维达尔有一种貌似相像的思想。高尔·维达尔曾经表明他和威尔逊对美国的清教徒传统的源流有同样的“感觉”。威尔逊在《内地》中回顾道，甚至在他离开了他年轻时代的、他父母的、祖父母的城镇35年以后，他感到自己仍然属于这个城镇。每个人都知道他及他的家庭；每个人都有往来，有几座房子属于这个家族的成员。“我们在这个(纽约州)路易斯县这个小地方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以至于我始终能从中获得一种稳定的优越感。”作为美国人中“今天有点过时的少数族裔的一员”，对威尔逊来说，在与开发者的战斗中与更“传统的美国人”，纽约州的印地安人、易洛魁人达成团结过程只有一步之遥。
米尔斯的家庭(或他的家庭感)不能和雷克斯罗斯的或威尔斯的相比，然而，他对死于枪战的得克萨斯牧场主父亲的模糊不清的印象却漂浮在他的作品中。另一个沃克居民——也是被击毙的——是反叛的记者威廉·库柏·布拉恩，他出版了《反对崇拜偶像的人》一书。在米尔斯身上探寻他的稍纵即逝的身影几乎是可能的。“我们被郑重确告，”布拉恩写道，“这个世界正变得更好；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在过去，他们常常把那些说真话者的头向下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今天他们仅仅用左轮枪敲击他们的头部，并用一根绳子拽着他们在一所浸礼教徒的校园里游街。一个改革家现在所必须具备的一切是一个坚硬的脑袋和一个橡皮颈子。”(这看来是过于乐观了：布拉恩与浸礼教徒学校贝勒大学的不共戴天之仇最终导致他被暗杀——刺客也死了，因为布拉恩回击了一枪。)
在比真人还要大的牧场主兼带枪记者布拉恩的塑像旁边，米尔斯的父亲，一个保险推销员，就显得逊色多了。米尔斯的《白领》是对新兴官僚阶层的全面反击，包括他在题为“点子公司”的一章中挖苦、愚弄的学究，他的反击至少是半自传性的。他追溯了独立群体的衰退，像农场主和小承包人，不屈不挠的、民主的个人，他也追溯了大公司和企业里不可靠、畏缩胆小的雇员人数的上升。米尔斯曾经揭示道，他自己的家庭从牧场主上升为推销员带来了沉痛的损失。“自我10岁那年起，我就看着我的白领父亲为每一次推销的旅程做准备。”
一个朋友回忆道，在纽约这个社会大环境中，米尔斯把自己看成一个局外人，一个得克萨斯人，他还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摇摆不定的人，顽固的美式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反对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并把他们的独立放在首位。无论何时他喜欢上了什么人，他会说‘那家伙是个真正摇摆不定的人’。”米尔斯的第一部著作《权力新人》中就有这么一首被当作警句的无名摇摆诗：
当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乘船
来到埃弗雷特，当地官员说道
你们再过来一点
反正你们的头儿要下地狱
谁是你们的头儿?
那些摇摆不定的人在后面嚷嚷——
我们不是没头儿
我们都是头儿
他们正不停地走来。
当然，这是很容易被夸张的，米尔斯本人也许已经过分地扮演了得克萨斯的反叛角色。一个朋友回忆道，“他以一种相当笨重的装束来到哥伦比亚，让人想到将要去迎战敌人的游击队勇士，他常常穿着野营靴……戴着骑摩托用的头盔，扎着多余的军用帆布袋或装满书和笔记的军用背包。”
米尔斯感到，他与另一个让人讨厌的、植根于独立农耕传统的批评家索尔斯坦·凡勃伦之间有某种深刻的亲昵性，他把凡勃伦视为“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和“美国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批评家”。(不足为奇，美国另一个无情的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注意到凡勃伦并暗示凡勃伦自己就喜欢摇摆不定的人。)米尔斯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写的导言读起来很像他为自己写的。“在性格与经历方面，在精神和日常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局外人。”他“憎恨虚伪，并以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给虚伪以现实的和浪漫的一击”。米尔斯告诉我们，凡勃伦“是一个不受任何人制约的、桀骜不驯的人，如果我们必须把他归在美国社会的什么地方，那么就把他和最倔强的美国人，摇摆不定的人归为一类。凡勃伦在更高层教育的边缘，试图像一个摇摆不定的人一样生活。对于这样一种努力，美国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对于米尔斯来说，美国也是努力做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的奇特的地方。当然，米尔斯不能代表所有非犹太的持异议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固执却带有点奇特的美国味儿。当德怀特·麦克唐纳见到米尔斯的时候，他谈到他们在气质方面的密切相似性。“我们都是天生的叛逆者，傲视一切公认的观念和业已确立的体制。”
米尔斯、威尔逊、雷克斯罗斯或维达尔及其他人，在其十足的美国家庭史中找到了叛逆的根源，相信这点，也许就是屈从于他们自己创造的神话。然而，这些神话使他们能够抵制成功的诱惑，而这种诱惑对于更多的穷途末路的移民来说是难以抵挡的。特里林为教授身份受到富人的尊重而欣慰，波德霍雷茨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而高兴，这与米尔斯把失败赞颂为见证率直形成鲜明对照。“凡勃伦的美德不是疏离，而是失败……在美国学院史上没有一种失败像凡勃伦的失败这么伟大。”“对米尔斯来说，这都是些赞誉之词。
必须说明对于这种讨论的几点限定。人们常常注意到犹太知识分子向右派的转变。然而，很容易过分夸大这种转变；也很容易把明显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更多更潜在的、也许更坚定的激进犹太人群体混淆起来，诸如社会工作者、律师、编辑、教师、工会分子以及政治活动家。新保守主义也许只限于广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甚至在这个被选定的群体里，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仍然把他们自己放在左派阵营。属于这一类的有与《异议》杂志有关的人，像欧文·豪，或与《国家》杂志有关的文人，像诺曼·伯恩鲍姆，以及其他一些人。然而，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果用“一些”这个词还不精确的话，那么，可以说更多的犹太知识分子现在，特别是和过去相比，把自己视为保守主义。
犹太激进知识分子这份不长的或者人数在缩少的名单，包含了过多来自特定政治领域：无政府主义的人。对于非犹太激进分子来说，也许同样如此。摇摆不定的人及凡勃伦为美国的持异议者一脉相承。
在犹太激进分子中，保罗·古德曼、诺曼·乔姆斯基、默里·布克金，某种程度上还有伊撒克·罗森费尔德都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不同面目。当然，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奇特的复出并不神秘费解。就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他们怀疑庞大的机构、国家、大学及其职能。他们不那么容易受头衔和薪水的腐蚀，因为他们的抵抗是一种品性，近乎于一种本能。
当然，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指责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不是从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然而，这恰恰揭示了他们长久的(还是短期的?)抵抗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能够相信而且确实相信，应使精神和伦理道德服从于一个更大的目标或常常被忽视的远大事业。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则不那么容易受到这个逻辑的影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来说，当前的无政府主义者，诺曼·乔姆斯基是对那些为美国外交政策而抱歉的知识分子展开批评的精力最旺盛的一位批评家，这决非偶然。
保罗·古德曼和诺曼·乔姆斯基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物，而默里·布克金却仍然被我们所忽视。”这几乎可以说明公众注意力的褊狭；较之于那些走红的知识分子，他的著作显得更深刻、更丰厚，而他却很少被注意。
布克金(1921—)是由他的说俄语的社会革命家的祖母和母亲在纽约抚养长大的(意第绪语和英语是他的第二、第三语言)，他经历了我们所熟悉的他那一代人的更替。正如他所解释的，“我自己在30年代的生活是跟着像欧文·豪这样的人走的”(他并不认识欧文·豪)。他加入了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首先是少先队组织。“到处都有我们和我们的军乐队……那些能买得起一套蓝色制服的人，买到了并穿着它，不再举起他们紧握的拳头，而是把一只张开的手举过右边太阳穴，表示这个世界的‘六分之五’尚未被社会主义征服。”后来，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团员。然而，人民阵线、莫斯科审判以及苏维埃一纳粹盟约不容置疑地将他驱赶到对立面，即托洛茨基派，也就是持异议的托派。在军队里服役后，他成了铸造工人和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名工人。10年的工厂工作使他相信无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的甚或是激进的力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进入了军校。
布克金没有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而转入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而是转向了无政府主义；而且，早期的大多数激进派习惯于忽视的两个论题：生态学和城市，在布克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打下了印记。布克金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我们的综合环境》是1962年出版的(用的是笔名，路易斯·哈伯)。在雷恰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前六个月，《我们的综合环境》再版发行，正如其作者于再版中所说，这本书差点被《寂静的春天》所淹没。
只要注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布克金被错误地当作雷恰尔·卡森的追随者，或因为太过乌托邦色彩而被打人冷宫。与卡森不同，布克金不仅研究农药，还研究食物添加剂、化学化的农业、X光、放射性尘埃以及膨胀的城市。对于评论家来说，这太多了。《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推断说，“没人会要阻止这个社会前进，除了那些像哈伯先生的遁世者，才会让我们退回到过去。”布克金的《我们的综合环境》以这样一种想象来结束，亦即“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综合、全国与地区综合、城镇和乡村综合”。
然而，不管这本书的下场如何不幸，它却开始了他不倦的写作事业；他的著作《城市的极限》、《后稀缺的无政府主义》、《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自由生态学》，为一种生态学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前景而斗争。他是作为一个政论家、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哲学家而写作。
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者迥异，布克金对20世纪60年代的不满不是来自右派，而是来自左派：马克思主义太保守了，太拘泥于对资本主义修修补补了。他的最受称赞的有关60年代的小册子《听着，马克思主义者!》大肆攻击了僵死的、致命的列宁主义口号在新左派中的复兴。布克金站出来挥臂表示不满：“30年代所有过时的陈词滥调又死灰复燃了。”
他一直扮演着对学界激进派和软弱改革派的严厉批评家的角色。
在我们这个时代，激进的政治渐渐意味着一个死气沉沉的投票站，一场无声而乏味的请愿运动，满车的标语口号，操控一切的政治家们充满矛盾的辩驳，群众集会式的旁观者运动会，最后，是卑躬屈膝地请求小小的改革——无论如何，激进的政治只能是直接行动的预兆、是摆好阵势投入的战斗、是暴动的冲突、是在历史上标志着每一次革命计划的社会理想主义……而当今的“激进主义”更是令人恐怖的尖叫、哭喊着要“玩命”——“L'audace!L'audace!Encore
l'audace!”(玩命!玩命!再玩命!)——那响彻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丹东的声音，对那些自封为激进派的人来说是困惑不解的，他们假正经地提着内装备忘录和授权书的大使专员的公文包走进会议室……并通过电子扩音器向群众集会说空话。
布克金的激进主义至少来源于两个方面。像最好的革命家一样，他对未来的想象，特别是对未来城市的想象是来源于过去。“我们住在文化的少数族裔区，但又是充满强烈创造性的地区，也是经济上非常自治的地区，”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时，移民的社会主义运动表达了多么丰富的思想，而今天，文化财富又在怎样的程度上丧失了，忘记这点是容易的。过去有合唱团、有讲演团体、有教育团体，还有曼陀林乐队。”
对布克金来说，现在和未来的要求一如从前。他的无政府主义使得他坚持到底。“我自豪地接受这一赞誉(对我的无政府主义的赞誉)，因为，即使没什么意义，却也是一条看不见的道德边界，防止我滑进新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最终是改革派阵营。”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上也有罪人和机会主义者，但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同前托洛茨基派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起共度良宵。无政府主义者的文化基准是前工业社会的秩序，就此而言，比起那些改良而非重建社会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往往提供了一种对工业文明更具穿透力的批评。当马克思主义者梦想着五年计划时，那些进行道德和政治批判的无政府主义者却点燃了乌托邦的火焰。
五
几年前丹尼尔·贝尔注意到，新左派和垮掉的一代的回忆录如潮水一般面世。但是，除了几部比较老的(由泰丝·施莱辛格和玛丽·麦卡锡写的)长篇小说和惟一的一部传记(波德霍雷茨的《成功》)以外，几乎再没有什么是由纽约的知识分子写的。“几乎没有回忆录和自传，没有自传体的故事，没有反思。”对贝尔来说，自传的缺乏说明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纽约知识分子对美国文化的突出的贡献。羞于他们的移民身份和淡褐色皮肤的祖先，这些纽约人带着复仇的心理转向文化。他们不想谈论他们家族的历史；他们想谈论思想观念。“他们受限制的背景的实质表明，真正激活他们并驱使着他们的是对文化的渴望。”
贝尔的话不准确——而且不仅是因为不幸选错了时间。贝尔说1976年没有纽约回忆录问世，但那时正是回忆录大量涌现的开端：欧文·豪、威廉·菲利普斯、莱昂内尔·阿贝尔、威廉·巴雷特和锡德尼·胡克都提供了他们回忆录。贝尔也忘记了这批回忆录中有最好的两本，亦即艾尔弗雷德，卡津的《城市中的步行者》和《在30年代出来》在此前已经面世(他的第三卷《纽约犹太人》于1978年出版)；而波德霍雷茨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按梅勒出版于1959年的《自我推销》的模式写的。
纽约知识分子在美国文化中确立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常常使非纽约知识分子黯然逊色，这是事实；这部分是如下原因造成的，贝尔——和他以前的许多人，包括凡勃伦——曾概括了这些原因。犹太人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因和他们成为零售商店的店主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不是自动被排斥的，而且他们掌握着先决条件，即才智和进取精神。
然而，众所周知的情况使这种说法耐人寻味；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而不是被确立的。比如，在有关50年代的讨论中，有关特里林或莱福或波德霍雷茨的谈论就很多，而有关威廉姆·H·怀特、肯尼斯·伯克或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几乎就没有什么。如果相信纽约人使他们自己成了卓越的知识分子，而其他人就成了别的什么，诸如通俗作家或批评家，这是合理的，甚至是公正的。但也是值得疑问。
仅仅从质量上，把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与非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明确区分开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集既不是如此地才智进发，也不是如此地光芒四射，以至于其他人所有的作品都显得平庸苍白。比较合理的看法是把这种常识颠倒过来：50年代的重要书籍都是由非纽约知识分子写的。C.怀特·米尔斯、简·雅格布斯或雷恰尔·卡森写的书所具备的活力和创造性是纽约知识分子的书无法比拟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纽约知识分子得到了名人的关注不是由于他们的才智，而是由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运气：他们住在纽约，出版业对他们来说是近水楼台。此外，他们不懈地监督自己，为进一步的研究(和神话)打下了基础。对那些用在Z的晚会上，作家X对编辑Y说了些什么的报道或传闻来充塞文化史的人来说，纽约这个地方便是一个主矿脉。而有关诺曼·O·布朗或肯尼斯·伯克的研究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他们周围没有什么圈子和流言蜚语。
文化上的关注和内在的美德很少符合，但是，即使在有关弗洛伊德研究这一难得的领域里，纽约知识分子也落后于非纽约知识分子一筹；比如，关于弗洛伊德，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诺曼·O·布朗的写作属于大致同一时期。在认真的思想研究上，布朗的《生与死》在美国的精神分析研究中是无与伦比的；相比而言，特里林的有关弗洛依德的写作就显得马虎而平常。
然而，特里林写了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又写了一些有关他自己和周围的社会环境的散文；而且，作为一个纽约知识分子，他还写一些回忆录。他的作品结集出版了，里面充满了他的妻子黛安娜·特里林的回忆。关于特里林的一些书已经问世，更多的不久就会出来。另一方面，布朗从不属于纽约这个圈子中的一员；《生与死》被欣赏，事实上也被重视，但是，很少有人去写一些有关他的文章。对于美国的文化史来说，他几乎不存在，这不是因为他的贡献甚微，而是因为他对纽约圈子没有影响。
当然，要说出纽约知识分子复杂圈子的特点是非常困难的。然而，盲目地崇拜其无与伦比的才华和睿智是不可取的。对纽约知识分子的冷静评价与贝尔的判断正好相反：当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生活时，他们是最优秀的——最让人信服的、能言善辩的、有敏锐观察力的，但是，他们的让人信服的论著却是凤毛麟角。贝尔把这个问题完全搞错了：恰恰是因为过去的移民经历和脆弱的境况，纽约知识分子才专门研究自我；他们的作品是一些精神分析、个人散文、回忆录和给编辑的信件。在文体和主题上，他们的著述通常是高度主观的。当然，这并不是失败。强烈的个人的声音穿透了他们才华横溢的作品，比如卡津的著作——显然也包括他的自传。
即使是纽约知识分子中最富有哲思的人，也没能创造出使人叹服的纯理论的作品。如果说特里林是纽约知识分子中一流的文学批评家，“能真正思考的英语教授，他的写作……影响了思想运动”。那么锡德尼·胡克就是他们的哲学家。贝尔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献给了胡克：“我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锡德尼·胡克……一代宗师之一。”欧文·克里斯托尔也把胡克看作他们那个群体的“宗师”。其他人也表示赞同，诸如德怀特·麦克唐纳、威廉·菲利普斯、威廉·巴雷特、奈森·格莱泽，甚至豪和卡津，他们都称赞胡克是那个群体富有哲思的天才。麦克唐纳宣称，“锡德尼·胡克是美国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是多产的作家，因为他在理论上的敏锐及充满活力，胡克似乎配得上给予他的所有嘉奖。
胡克的早期作品证明这些赞扬是有道理的。对于被教条和褊狭弄得单调乏味的美国马克思主义，他的《走向理解卡尔·马克思》(1933)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带来的是创新、恢弘和欧洲思想。这些书力求给马克思主义以约翰·杜威式的转向，它们恰当地被称为有关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最佳”的美国著作。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胡克后来的著作缺乏这些早期著述的力量和冲击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他写一些有思想的、富有哲理的著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他陷入了一条哲学老路，无止境地重新改造同样的观点。当然，要对一个以其二十多本书为荣的个人的所有作品作一番简要概括，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然而，数量要比内容更吓人。胡克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他已经在各式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的结集。论文和演讲组成了这些著作，像《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学术自由和学术无政府主义》(1970)，《革命、改革和社会正义》(1975)，《哲学与公共政策》(1980)，《马克思主义与超越》(1983)。有一些书，像《探寻存在》(1961)，或《实用主义和生命的悲剧感》(1974)，书名就暗含着内在始终如一的哲学探索，这些书里充满了演讲、论坛专稿和杂志上的片断。例如，《探寻存在》就是典型一例，它包含两篇演讲，几篇选自《纪念文集》和哲学杂志上的论文，两篇选自投给《评论》文章，五篇是投给《党派评论》的论文，还有一些交流的信件。
收集一些演讲和散文并没有什么错；但是，这些书重复同样的观点和论点，没有认真推敲一种哲学命题。它们确实是在重复：读胡克1985年的著作就如同读他1975年、1965年、1955年、1945年乃至于1935年的著作。胡克没有一部著作的结尾不是重申，**与其支持者对民主构成了威胁。即使那些似乎远离他日常关注的著作，例如，《哲学与公共政策》和《实用主义和生命的悲剧感》，也充满了我们所熟悉的他的论文(比如《法律和无政府主义》，《言论自由受限制吗?》)。他的《教育和权力的训诫》(1974)，一部经典的胡克论文的八宝箱，包括一篇30年代中期的论文，就是献给这样一些人的，“他们是在深受政治暴君、胆小怕事的行政官员、同事、学生乌合之众控制，在国内外为了学术事业和学术自由深受其苦却不声张的人。”在他最近的著作中，胡克仍然从1937年的一家美国**报纸中寻章摘句，证明**的教授“违背了学术自由准则和诚实准则”。
像其他纽约知识分子一样，胡克首先是一个政论家。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写几乎没人问津的书；他是一个对哲学几乎毫无贡献的哲学家。有关他的完整的传记表明他热衷于给编辑写信，听他们的答辩，并给予答复；他们的主题通常是**的威胁以及某人对它的误解。即使胡克《纪念文集》的编辑，对他大力赞扬的同时还称他为“实用智慧”大师，意思是说他几乎没有写什么哲学著作。
问题不是论文的形式，形式本身不可能阻止哲学的产生，而是胡克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微乎甚微。不像其他纽约知识分子的文章，胡克的文章缺乏优美文风。它们似乎是一些急就章，出自一个愤怒的作家，而且当把它们集结起来时，也没什么改进。《教育和权力的训诫》的第一章是这样开头的：“今天，直率地对美国教育发表见解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公众受到一种以教育‘改革’、‘革新’及‘自由’为名的欺骗。”第二章是这样开头的，“有关教育的哲理已经说了大量的废话。”与其说胡克是一位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演说家。
胡克最近在思考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复兴时，他自己的著作却没有被引用。他抱怨道，“我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的著述的范围很广，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新“词典”里压根儿没被提及。原因可能是几十年来胡克对马克思主义这门学问毫无贡献。很久以前，他就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了。胡克是一个散文家、政论家、爱讲轶事的人。他专门研究政治文化观念，但是，由于他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杜威式的解释，他没有写出一本有独创性及条理清晰的哲学著作。
假如胡克被晚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所忽视，那么“另外”一个理论上的原因也起到了作用：左派对于这类哲学家绝无好感，因为他夜以继日地确立种种根据，以便把颠覆者、**者以及学生激进分子从大学驱逐出去。胡克的著作毫不留情地提出警告：左派分子、**者、激进分子，还有他所说的“墨守成规的自由主义者”都危及到自由。尽管他的盲视恰恰就是他贬低左派的问题，但他在面对其他威胁时显得反应较为愚钝。
一次大战前，胡克仅有一次提出了纳粹反犹太人的问题，这使他在**方面赢得了喝彩。“让我们记住，”他于1938年写道，“正是从斯大林那里，希特勒学到了对全体无辜人民进行斩草除根的艺术。我们不能抱着善心去抗击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却同时对600万……苏联集中营的难民保持沉默。”在对纽约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亚历山大·布罗姆评论道，“他(胡克)是如此地固执于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以至于他不可能“以某种方式来讨论纳粹反犹太人问题”。
六
直到最近，有关“知识分子”的论争才从19世纪90年代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得到启示。当时的艺术家、作家和教师，包括向政府对德雷福斯的迫害提出异议的左拉，都变成了知名的“知识分子”。对于反德雷福斯人士来说，他们是一个新的和持有异议的群体。正如一个反德雷福斯分子所写道的，
在我看来，这位小说家[左拉]对军事审判的干涉是鲁莽的，恰如一个警长干涉造句或诗律的问题一样……至于这个正在知识分子中展开的请愿，有人最近创造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用来指那些生活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的个体，纵使他们是贵族，这件事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荒唐的怪事之一。
此外，俄语中“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术语，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了，后来渐渐地传人了英语，或至少成为英语中“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个词意义的一部分，深化了其反派的色彩。为俄国革命铺路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界定为“与政府疏离并和政府敌对”。
这一段历史给随后的一些讨论增添了色彩。一些思想家想越过这一段过去的历史；其他的则想重申这段历史。“当H·斯图尔特·休斯展望知识分子的未来的时候，他也回顾了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的历史。(也许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纵观了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然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则有所不同，它把原先的许多色彩消褪了。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没有停止，但说法却变味了。过去人们曾把知识分子说成是批判者和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现在却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阶层来谈论了。说法的变化表明了生活的转变。
一些老问题似乎不那么迫切了，因为这些问题并没有一致答案或结论性的看法，而是由各种事件来加以解答。就有关郊区的争论而言，与其说解决了“进步”问题，不如说忽略了这个问题；重要的问题悄悄溜走了，因为它们只反映了一个不再延伸到现在的过去。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人问及独立的或波西米亚的知识分子之未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因为不存在什么未来。事实上，评论家和学者们提出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是否能构成一个“新阶级”。
当然，这个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重新陈述这个问题却揭示了生活的重构。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作为独立的作家或诗人而生活了，他们更多的是作为专业集团、利益联盟，或许是一些阶级而存在。对于一些像艾尔文·古德纳这样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新阶级”组成了“现代社会最进步的力量”。欧文·克里斯托尔却不同意这个观点；新阶级是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遭受挫折的阶级”。《华尔街杂志》的一个编辑发现——或是产生了这样的幻觉——“由商业帝国创建的许多巨大财富现在都已经被知识分子占有了，而且，正被用来……攻击商业并提升这个新阶级”。
对丹尼尔·贝尔来说，“新阶级”是一个“搞不清的”范畴。实际上，他主张根据知识分子通常依附的社会机构对他们进行分类，他列举了五种社会机构：商业、政府、大学、医学和军事机构。贝尔列举的这五种机构表明距离已经拉开。阶级和机构这样的社会学术语代替了对怀有一个好奇心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这类说法。
今天的知识分子带着履历表和名片旅行，他们靠社会机构的支持而生存。在大学教师中，常见的首要或次要问题不是“谁?”而是“在哪里?”，意思是问某人加人了哪个机构；它把人们区分开来。1964年，路易斯.科塞尔把埃德蒙·威尔逊称为来自“被遗忘了一半的历史”的“纪念碑”。20年以后，历史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说得尖锐些，在20世纪50年代，不属于任何社会机构的知识分子的前途引发了一场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问题是一个知识分子阶级的前途。阶级代替了知识分子，这隐含了某种变化。
“新阶级”，这个事实或术语的新颖还不是一个问题。当牛顿·阿尔文把一种新的学者类型定为管理专家时，他提到了詹姆斯·伯恩海姆的《管理的革命》(1914)。这本书提到了一个新的“管理者”社会，它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伯恩海姆这个前托派人物，借用了老托派就谁统治苏维埃国家的争论中的说法，亦即是新资本家还是新官僚统治苏维埃?不过，这个术语早已有之，它被用于政治论争中至少有一个世纪了。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古问题；因为如果很多知识分子从左派转向右派，他们也保留或修改了他们的旧词汇。主要由保守派编写的文集《新阶级?》就是献给马克斯.诺麦(1881—1973)的，他在一战以前与波兰革命家简·麦克耶斯基(1866—1926)合作拟订了几次革命方案。麦克耶斯基有力地提出了知识分子作为新统治阶级的理论。在一系列著作中，诺麦也如法炮制。他把麦克耶斯基的观点呈献于美国文化。正如诺麦的著作充分表现的那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无论词汇还是概念都算不得新东西。今天，这些边缘的关注——诺麦的写作从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渐渐地向中心移动，而有关独立知识分子的论争却悄然隐退了。
不仅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的问题预示着时代的变迁；几乎到处都已经开始了对教授形象的重新设计。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小说中，教授都是游荡于社会中的无害的环境不适者；他就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普宁》(1957)中的普宁教授，完全忘了周五演讲的路；或是玛丽·麦卡锡的《学术丛林》中的马里海教授，他的车——“车顶漏了；前窗的玻璃没有了；雨刮器断了”——体现了他的生活。
也许这样的人物仍然存在，但是他们对于虚构的小说来说也已稀少得不能再少了，以至于不再被写进小说，甚至不再被取笑了。当代小说需要有点时代味儿的素材。把教授写成一个头脑不够用的书呆子，将会使这部小说被贬斥为过时之作；确切地说，现在的教授充满古怪的**或专业抱负。在唐·狄里罗《白色噪音》中，默里为了得到一些忠告，拜访了他的同事杰克。默里对他大加称赞并表示了自己的敬佩。杰克开创了希特勒研究，这在学界成了一个小小的产业。每个人都敬重他、服从他甚至奉承他；他被邀请出席无数次会议。“围绕这个人物[希特勒]，你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形成了有无数分支的宏大的结构……我叹服于你的努力。这是大师的、锐利的、了不起的创新。这是我想用猫王(普莱斯利)作研究的东西。”
近期学界讽刺小说的一个批评家对这种境况作了如下总结：
过去，如果你想让人们嘲笑教授，你得把他们描写成凸眼的知识分子，如此地偏离现实世界，穿着不合脚的鞋子，并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废话。今天……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已经被一群举止文雅的人所代替……新一代带有喜剧色彩的教授，不再从纷繁的现实世界隐退，而是过多地投身于这个世界。他渴望得到一大笔钱，开着赛车，贪求授予各种职位，并为得到爱、奢华和名誉而奔赴一个又一个的会议。
1965年，哈罗德·罗森伯格回顾了过去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讨论。罗森伯格(1906—1978)受过律师培训，在他成为《纽约人》的艺术批评家以前，他已有一个多样化的生涯，既是诗人又是政府和广告公司的顾问。在20世纪60年代，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他反映了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
他的论文《正在消失的知识分子》重新考察了一些著述，包括霍夫斯塔特的《反智主义》和科塞尔的《观念的人》。罗森伯格并不担忧知识分子会失踪；他相信知识分子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姿态和假象，并且他们常常在被当作历史的垃圾后又重新亮相。知识分子躲避着各种分类，他们避开了对他们即将死亡的各种预测。罗森伯格相信知识分子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罗森伯格在他的文章结尾提到科塞尔参与编辑的杂志《异议》，最近报道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学生运动。报道把伯克利称为“校园知识分子、唯美主义者和政客们的熔炉”；它描述了在校园餐厅和在电信大街上咖啡屋里的人群：“这里……学生的比例大得惊人，他们都是校园里思想上最严肃、道德上最警觉的学生。”对罗森伯格来说，寓意是很清楚的：“关于20年代‘波西米亚的衰亡’，以及不依附任何组织的独立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就此为止。””’对罗森伯格和许多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人来说，60年代的种种辩驳已使所有对妥协的或消逝的知识分子的怀疑都结束了。然而，当灰尘——泥土、岩石，还有卵石——都已经平息堆积后，这种怀疑又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