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机和电视机，而且契约还详细说明了每周(适时)给草坪除草，禁止盖围墙，禁止户外洗衣。美国人大量涌人赖维特售房的办公室。

    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出现郊区，像别墅、花园和城镇外的人行道一样，郊区也几乎是和城市同时兴起的。4520世纪50年代也没有为郊区创造出什么理论根据。1925年的一项研究把非中心化的郊区称为对拥挤的城市所产生的弊病的应答。“一个拥挤的社会必定要么是褊狭的，要么是野蛮的。”在1900年，阿德纳·韦伯就已经写过，“‘郊区的兴起’使得城市生活的弊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根治的某种希望有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对健康的城市街道生活的关注也有很长的历史。“街道的问题是第一个、最后一个，也是城市的物质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戴勒斯.P.韦尔柯克斯于1904年这样写道，“正是街道使得城市有可能产生。”48

    至少这一点是清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5年里，城市化的进程要远远超出二战以前——或二战以来的任何事物。汽车、新高速公路，还有联邦政策的鼓励、或许是命令人们向郊区迁移。在这过程中，城市被抽空了。单身家庭从1944年的约十万上升到1950年的近一百七十万，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增长。郊区在以几乎超出中心城市10倍的速度发展。研究郊区的历史学家肯尼斯·T·杰克逊这样写道，“因为由联邦政府支持的家园建设的高涨占有如此大的比例，郊区的新房屋是中心城市衰落的主要原因。”

    由《1956年州际高速公路法》所体现的联邦政府对高速公路的大量投资强化了人口分散。高速公路承担了战后政府运输费用的75％；1％用于市区大量的传送。杰克逊写道，“州际系统有助于使得公共运输继续螺旋下降，并从根本上保证未来的城市发展，将永远保持无中心地向四面八方伸展。”公共交通已经被“向远方突进的、没有便利公共设施”的城市的发展所阻碍，公共交通正在瓦解。路易斯·芒福德在1958年指出，“当时对大规模交通系统的反对主要来自它已经被允许衰败这一事实。”它衰败时，更多的人造访了汽车销售商。1950年，纽约的地铁每天都要运载200万名乘客。当车费上涨而公共设施下降时，一半人都放弃了大型交通系统，而进人曼哈顿的小汽车的数量成倍增加。“有这样一个对照：1946年生产了200万辆小汽车，而1953年则生产了600万辆。

    郊区的急剧扩张产生了大量的文学、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从赫曼·沃克1955年的畅销小说《玛乔李晨星》，到威廉姆.H.怀特1956年的研究成果《组织人》。足足500页的讽刺、漫骂之后，沃克笔下的波西米亚式人物嘴上咬着月票。“我准备放弃了，玛乔李，”艺术家诺埃尔说道。“那对于你将是一个好消息。我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做一个愚钝的凡人……终日不睡觉，到处乱胡搞男女关系，大口喝香槟酒，啊，如此疯狂，啊，如此放荡，这是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烦扰……我想做一些让人沉闷但却可靠的广告代理方面的工作。”太迟了。玛乔李已经选择了郊区和米尔顿律师。他“强壮有力、靠得住、有把握”，能举办传统的婚礼并安排她一直渴望的生活。

    郊区急速扩张也产生了高速公路“沙皇”罗伯特·摩西。他的坚持不懈的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总结道：“在20世纪，罗伯特·摩西对美国城市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四十多年来，令人敬畏的摩西在纽约城和纽约州的高速公路、隧道和桥梁上冲撞。在50年代中期，他计划使通过华盛顿广场公园中心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下沉——占地仅七英亩——以便和另一条穿过曼哈顿南部的高速公路接上。为了从由摩西指挥的纽约筑路工的手下保护好格林威治村和华盛顿广场公园，简·雅各布斯和她的同胞一起发起了一场成功的战斗，她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这场战斗激发创作的。

    摩西的故事表明了——他并没有致使——美国的非城市化。摩西策划与发展的新高速公路使得郊区居住区兴盛起来。城市波西米亚群落因郊区的繁荣而受侵蚀。罗伯特·卡罗，在他为非凡摩西所写的非凡传记《权力经纪人：罗伯特·摩西与纽约的衰落》一书中，把1955年看作纽约及其郊区不可改变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摩西否定了计划中的运输轨道线，开始建造长岛高速公路，他把这个岛毁坏成像他的公园大道那样的发散型的岛。

    只要列举摩西的几个计划就可以看出他的影响，高速公路有：迪根主高速、凡·威科高速、谢立丹高速、布鲁克纳高速、克罗斯·布朗克斯高速、长岛高速、哈莱姆河车路、西部高速、南北州公园大道、布鲁克林一皇后高速、索·米尔河公园大道、克罗斯岛公园大道。桥梁有：特伯勒、维拉扎诺、思罗格斯·奈克、亨里·哈德逊、布罗克斯一怀特斯通。公园有：琼斯海滩(也许是他最大的创造)、森肯草地、蒙塔克、东点、火岛、卡浦特里。加上水闸和房屋规划。而且，这还只是一部分目录。

    满怀激情、意志坚定的摩西一生致力于重建大都市，以便小汽车的车主们可以开车去他创建的公园或去曼哈顿旅行。摩西推崇私人小汽车。按他的规划，在不利于公共汽车通行的不足的空间里建起了立交桥，有效地防碍了没有小汽车的城市居民。正如他的总工程师后来解释的：

    摩西先生有一种直觉，那就是，有那么一天，政治家们将试图把公共汽车搬到公园大道上……他过去常对我们说，“让我们设计这些桥梁吧，这样，空间就正当地只留给小轿车了。”他深谙……你不能在一座桥建好之后再去改变它。结果是，从纽约来的公共汽车不能通过公园大道，即使我们要它通过也不行。

    像许多纽约人一样，摩西本人从没有学过驾驶，他出去是由别人开车。这一事实暗示了他的梦想中的疯狂性。

    当然，为现代纽约的形成去指责或褒奖某人是不可能的。摩西重新绘制了纽约地图，但他却是与巨大的经济力量共同完成这一点的；甚至“摩西建造”这个碑文都会给人以误导，好像他是亲手挖路基而不是和政治家集团、发展商、劳工联盟共同努力的。然而，没有人类的介入，城市就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如果说摩西是和历史同步前行，那么他个人也发出了一些决定性的指令；而且他所取得的明显的成功被很多城市开发者广泛效仿。他是一个象征——而且不只是一个象征——他是小汽车和郊区的象征。

    20世纪50年代记载下了城市波西米亚的衰亡以及郊区的激增。这不仅是人口统计的变化，也是文化的改变。波西米亚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一向落在后面的资产阶级社会最终赶了上去。同时，使城市波西米亚得以存在的脆弱环境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到50年代末，通常在郊区长大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少搬到纽约、芝加哥或旧金山去开创作为独立作家的生活了。相反，他们涌进广阔的大学城，安全地与衰落的城市疏离开来。

    四

    几乎没有观察家或史学家承认在文化冲突中，厌倦至关重要：没有人会二度出名。在20世纪50年代引发了无数报告、小说和杂志文章上的郊区问题，最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最近一些年里，甚至几十年里，有没有核心杂志或电视报道来反映郊区生活呢?对新一代人来说，也就是对那些在郊区长大却没有搬到那里去的人来说，有关郊区生活的弊端和愉悦的无尽的争论并没有激发起很大的兴趣。郊区就是郊区，人们并不陌生。它几乎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正是由于缺乏兴趣，这个主题似已终结了。

    但情况又不尽其然。新的几代人确实做出了贡献。尽管他们不再为郊区的优点而争辩，但到20世纪80年代已有许多人用行动表明了态度。在最近的几年里，相当数量的——但也不是大量的——满怀热情地从城市逃向郊区的老辈的孩子们已经返回城市了。如果城市已经重新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并重新获得生机，那么这要归功于来自郊区的两个因素：人与购物中心。

    两者都不能保证恢复城市社区的状况。购物中心是郊区对非城市化的散落的人群的解决办法；当商业区衰亡或被拆除以后，它们又因高速公路重新在远处汇集起来。购物者喜欢这种大的连锁店，周围有宽阔的停车场。“郊区化和出生高峰期创造并明确了对这种文化的需求和渴望”，《美国的购物中心化》的作者威廉·科文斯基在书中谈到了他个人对购物中心的解释，“高速公路最终界定了那种文化将在哪里和怎样繁荣起来。”

    然而，怀旧常常会遮蔽对购物中心的讨论；一个生气勃勃的城市似乎只潜藏在过去。购物中心取代了人头攒动的人群和商店的商业区，日夜和我们的生命一起跳跃着。是这样吗?科文斯基承认他儿时的商业区几乎不是田园式的；新的购物中心提供了，尤其是为青年人提供了一个聚集的场所，否则他们就无处可去。

    购物中心再不能提供别的什么了，通常还不足以提供这么多。对购物中心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认识也并非易事：它是大还是小、是在室内还是在露天、有没有人造喷泉、有没有观光电梯、有没有当地的手工艺展览。购物中心是销路不错的部门，不像城区大街，购物中心是由私人公司设计并经营的，这样每一平方英尺，包括长条凳和喷泉，都提高了人们的购物情绪。一家公司做决策，其中包括决定哪些店铺可以开业或长期开下去。租金通常以可租面积的平方尺数为基础，加上总收入的一个百分比。显然，那些不能带来足够利益的店铺就不再延续它们的租约，以保证购物中心均衡发展。一家书店如果有太多读者只是来浏览书籍，就没有前途。店铺的营业时间也是由公司决定的，因为很少有人住在购物中心附近，根本就没有人住在购物中心里面；下午六点或晚九点以后，购物中心就空无一人了。

    购物中心是美国的一个成功的经历。随着停车场和高速公路的出现，它们也和战后郊区一起成倍增加；1946年，仅仅有八个购物中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星罗棋布的购物中心有4000个。这些曾经招致商业区衰亡的郊区的人为现象，现在给城市的弊病开出了良方，而且还继续在市中心被建造。这一现象实际上是给讥讽再添讥讽。购物中心的一个大开发商维克托·格伦有一个独创性的观点，认为购物中心将城市引入了饱受隔离之苦的郊区。

    战后，来自奥地利的难民建筑师格伦作为第一个购物中心的设计师和建造者出现了。他以一个改革者的姿态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购物中心将取代丑陋、分散、没有社会性的商业地带在郊区出现。不仅是停车处，而且购物中心也提供散步、聊天和休憩的空间。它几乎是重新创造城市。

    格伦在对购物中心的期望里，灌注了他对欧洲市场及对其故乡维也纳的看法，亦即“我们必须敏感地观察欧洲中心城市的集市广场上出现的丰富多彩的、激动人心的、商业繁荣的城市景象”。他向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们指出，“我们新的购物城”能够“填补一项现存的空缺”，提供一个“社区”或是旧式的城镇广场和集市场所的新形态。

    格伦成功了，而且他的公司维克托·格伦联合公司成为且一直是主要的开发商。然而，购物中心的现实状况始终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他认为购物中心应当克服郊区没有中心的零散状态，而不是扩大这种状态。格伦是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他的思维方式有点像罗伯特·摩西，但更像路易斯·芒福德和简·雅各布斯。他蔑视小汽车产生的影响。他质问道：“为什么只承认香烟有害，而不承认小汽车有害呢?”

    他从这些既非城市也非乡村的新发展中得出结论：“购物中心指的是村庄，以及人们发现了城乡商店和乡村俱乐部的任何地方……分店的名字指的是不存在的湖泊、森林、幽谷、山谷……”格伦总结道，复兴城市的时刻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对非中心化的郊区的信心“现在已经被击碎了”。他敦促接受“中心化和城市主义的价值”。梦想破灭的格伦最终回到了他亲爱的维也纳，在那里他就进步与发展的两难困境以及小汽车的弊病进行写作。

    为恢复城市生机提供保证的另一个来自郊区的因素是人。在最近10年里，最让人惊讶的是城市居民的回归或重新出现——“贵族化”的或者说是新的、年轻的、富裕的居民对老居民的革新，这是一个从温哥华到巴尔的摩都看得见的过程。“有关这一现象的所有的一切——它的程度、范围、影响和意义——都存有争议，这些新居民似乎是“郊区的孩子”，他们因为生存或者说是生活方式喜欢上了商业区的生活。

    一直在郊区长大的第一代人，对那些绿树、庭院以及购物中心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而这些曾使他们来自拥挤城市的父辈眼花缭乱。一项有关贵族化的调查表明，“一套郊区的住宅对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许多新组成的家庭来说，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今天，这些郊区居民的富裕的后代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住在中心城市是一种时尚”。而且，单身男女，包括无依无靠的父母——这是越来越多的那一部分人——看来在要求，或者说至少是选择住在城里而不是郊区，因为城市为社交、抚育孩子、购物、膳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对商业区生活的新的青睐不仅仅是城市变化的原因，而且是城市变化造成的结果：旧工业的逝去，商业区“无烟”商业的发展——金融、广告、技术。来到城市的人们都是新的劳动力，他们取代了以往的蓝领劳动者。“新的‘生产方式’——在现代办公室里——被林立的公寓、褐色沙石建筑物和改造过的阁楼所形成的‘劳动阶层区’环绕着。那些原来用于轻工业生产的大通间改造成了上层人士住宅，这是城市经济重铸的极好的标志；在那里，新的消费者取代了旧的生产者。而且，那些大通间本身尽可能地被金融分析家和大公司的律师所占据而不是被艺术家所拥有，这证明了“对于一个典型的郊区家园的同样的空间价值观……一种对充足的空气、轻松宽敞的空间的喜爱”。

    在数量和程度上，贵族化和大通间生活是受到限制的；它没有蔓延到广大的城市地区。相反，它只限制于有选择的几个地区，通常是典雅的旧式住宅，靠近商业区，在公园、河流或港湾附近。这种复兴几乎无法挽救城市的衰落。今天的富裕与过去的衰朽并存；一部分人穷困潦倒，而就在他们身边的另一部分人却飞黄腾达。贵族化随后带来了加速上涨的房租和新的同质化，这两种现象都给城市的多样性和波西米亚式文化造成威胁。

    这一点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简·雅各布斯于1961年就城市成功的危险进行了评论，那时，这还是一件罕为人知的事情。一种称心的邻里关系诱惑着这些富裕的人们，而他们又排斥那些不如他们富裕的人。

    如此多的人希望住在本地，以至于大规模地、甚至是泛滥地为那些能出最多钱的人建造房屋都将是有利可图的。这些人往往无儿无女……而且……是能够或者愿意为了最小的空间付出最多的人。为这一小部分能带来利益的人提供的膳宿及其他供给便利成倍增加，这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众多的家庭，各种各样的景观，以及大批的企业……都被挤了出去。

    贵族化造成的压力不仅淘汰了低租金的房屋，而且还消除了廉价的餐馆、咖啡屋和书店。从桑塔·莫妮卡到布鲁克林·海茨，新的妇女时装用品小商店、卡片商店、冰激凌柜，还有昂贵的小甜饼批发商店把那些获利微薄的商店排挤掉了。“书商发起反击，”这是《纽约时报》针对发生于布鲁克林·海茨的出售文学书籍的老社区书店和冰激凌小商店之间的一场经典的战斗的一篇报道。由于冰激凌连锁批发店出两倍的租金，房主便想把租给书店的房子收回。《纽约时报》声明，“正在争议中的是房主是否有权提高商业用房的租金，这种手段可能迫使‘夫妻’零售店从他们重新富裕起来的街坊中间被排除出去。”文章还指出“在街区南部”的一个全国连锁书店(沃尔登图书)“在出售畅销书，生意兴隆”。稍作改动，这篇文章可以应用于许多城市。

    在选择街坊和加速提高房租方面，贵族化都削减了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作家和艺术家社群对廉价住房的依赖不能被过分地强调。但是，如果低租金取消了，那么一个社群就要散掉。莱昂内尔·阿贝尔1929年在他19岁的时候搬迁到纽约，和亲戚住在一起。他解释说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在格林威治村买了自己的房子。最后，“一个出版商……给了我一份合同，要我翻译兰波的诗歌，我接受了合同才得以在这个村子住下去。”今天，类似的一个合同几乎不可能支付在纽约的房屋租金，不管租金是多么的适度。

    当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反思“波西米亚的衰亡”时，他们常常控诉翻新的住房及随之而来的高价租金。“往事总是挥之不去，”威廉·菲利普斯于1952年这样写道，但是没有热水的普通套房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去的是游走徘徊而又没有工作的作家和艺术家。”较高的房租显然不能导致艺术生命的终止；但艺术家们确实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约稿、更多的客户。对于年轻的或没有成名的艺术家来说，这房租简直是他们不可能支付的。

    当然，贫困和低租金也编造了一个波西米亚式生活的神话，它们很容易被讥讽为那些从来不曾潦倒的前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没有恶意的梦想。的确，生活水平总是相对的。陷在贫穷家庭里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能力逃离困境去过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不管加入波西米亚群落的代价是多么低廉，波西米亚群落的贫困毕竟不是那种让人绝望的贫困。正如欧文·豪列举的，在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太贫穷了，以至于不会为波西米亚式的教义式的贫穷去冒险……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周围的民众一起生活，与他们同甘共苦，朝夕相处”。

    不相信郊区、购物中心，或者是贵族化削减了波西米亚群落的怀疑论者，也许会争辩说城市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对部分地区进行了翻新，其他的地区仍然适合于那些边缘作家和艺术家居住。而且，波西米亚群落从来不是原地不动的，在纽约，它从格林威治村迁移到南方(索霍)，而且现在也许正向东村或其他城市转移，比如霍伯肯或者是纽瓦克，还有新泽西。

    这是真的，但它并不是在强调变化的程度。绝对新奇的事物并不是问题所在。商业化和波西米亚群落的迁移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困难在于要计算出变革的速度，而不仅仅是变革的事实；这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假如商业化对于20世纪70或80年代来说不是什么奇特的现象，那么商业化的速度或许是奇特的。波西米亚群落的发展现在是协调稳步的，并受到资助。“索霍远不是一个本土的或自发的艺术家社区，它确实是由投资气候创造出来的，”莎伦·朱津总结道。

    提供低租金住房和廉价餐馆的格林威治村至少维持了75年；索霍或许只有10年的历史，而东村历史则更短。《美国艺术》的一个编辑克雷格·欧文斯把东村的复兴视为纽约的“曼哈顿化”，是年轻的、富裕的专家们对形形色色的团体的灭绝。据欧文斯说，东村的艺术背景不是波西米亚式的，而是商业的摹仿。“在东村构建起来的不是真正的当代艺术景况，而是它的微型复制品——是青年文化产业家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成就。”

    这也许是不公平的，然而，它证明了文化商业化的加速发展。波西米亚群落可能得到发展，但是当那些文化人还能开个小商店、还有公寓住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过波西米亚式的生活的，只有当他们被排除在外以后，波西米亚群落才可能萌生。歇斯底里的发展毒杀了艺术家的放浪不羁的性格，也可能挫败他们的创造性。一项报告对昂贵的不动产把艺术家赶出曼哈顿作了尖锐的阐释，“过去，才华横溢的纽约人虽然不容易，但还是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献身艺术，而不一定是为了财富和当下的名誉。而在目前的情形下，在东村、索霍或在剧院大街的那些仅仅为了名利而艺术的艺术家们却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房租猛涨，剧院、舞蹈学校以及书店的数量在纽约都已急剧下跌；廉价的房屋、阁楼，附近的小酒吧以及餐馆已成了朦胧的记忆。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贵族化在空间上尽可能地受到了限制，城区的其他地方是对作家和知识分子开放的。然而，纯粹的可用性从来就不是争论的问题。在舒适的环境中租金适中的住房和餐馆的不可言喻的结合养育着波西米亚群落。贵族化正好相反，它与城市的瓦解并存；城市正在加速分层，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闻；贫民窟与豪华公寓邻接。这两点都不能给作家和艺术家群体以鼓励。

    当然，内心坚定果敢的人可以住在南布朗克斯的贫民区，并从事写作与绘画。然而，一些离散的个人是不能组建成一个集体的。初来乍到的人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收入丰厚的工作，他们将很快发现在纽约或旧金山的相当不错的地区房租非常高；他们有可能发现那些房租还过得去，但生活却似乎困难的市区。那么他们便决定：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努力呢?为什么不住在弗蒙特州、蒙大拿州或阿肯色州的乡下，并在那里写作呢?真的，为什么不这样呢?

    向乡村转移是过去的事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激励了很多的人背离城市去乡村；而60年代的社会风气开拓的是一种可敬的美国人的自足精神，就像美国佬对城市的罪恶与肮脏的怀疑一样。甚至是20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也发挥了作用，他们带着城市的信息来到乡村。这些额外的推动力保证了新兴的波西米亚群落不再聚集于大城市，那里的生存障碍是人们不断争论的话题；相反，他们分散在北美大陆，通常安居于乡村地区，以求过一种不同的生活。然而，一旦放弃了城市生活，波西米亚就决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多少人加入了波西米亚群落是很难估量的。从弗蒙特州到新墨西哥州，再到太平洋的西北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波西米亚文化人群体，前波西米亚文化人群体，以及60年代的退伍军人都幸存下来，并常常作为业余农场主、零售商人及手艺人而生活得兴旺红火。在萧条的岁月，报刊的编辑们派记者写当地的一群人。有一篇题为《乡村居民寻求自足的生活，并珍惜孤独》的典型文章，反映了八个家庭的情况，他们在纽约州北部种植自己的蔬菜、采集蜂蜜、放养羊群，做酸乳饼等。这篇文章指出，“对社会的反叛”促使这些新来的居民中的大多数人背弃了城市；他们“来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的‘还乡’运动”，温和冷静的《纽约时报》把这场运动界定为“为了寻求被认为是乡村乌托邦的某种东西而懵然隐退乡村”。

    很难估量这些群体的范围和广度，而这正表明了这一重大变革：当波西米亚群落向乡村迁移后，它就看不见了。这不是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小小的转移；为人所不见使波西米亚群落失去了来源于城市的对人们的吸引力和诱惑力。这种力量对波西米亚的生命力至关重要。由于吸引了新的个人，波西米亚群落不断地被注入新鲜血液；而且，它使得波西米亚群落常常影响更广泛的文化。但是，在城市变得不适于居住的同时——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波西米亚文化人为了高速公路、校园和乡村而背离了城市。当今，郊区和城区的青年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波西米亚的遗风；即使一些人看见了并感觉到了，也没有人能够发现真正的波西米亚群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