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时，线条没跟我去云南插队。她跟父母下了干校，其实是瞄着李先生而去。当然他们的情形不一样，下干校时，线条是家属，爱干不干，十分轻松。而李先生是托派分子，什么活都得干。后来不说他是托派了，干校是工人师傅主事，又觉得这**血肿不顺眼，继续修理。当地农村之活计有所谓四大累之说，乃是：

    打井，脱坯，拔麦子，操屄。

    除了最后一项，他哪一样都干过。再加上挑屎挑尿，开挖土方，泥瓦匠，木匠小工；初春挖河，盛夏看青。晚上守夜，被偷东西的老农民揍得不轻（opig按：原文是“善”）。幸亏是吃牛肉长大的，身体底子好，加之年龄尚轻，不到三十岁；要不线条准是望门寡。

    现在系里的人说起李先生，对他下干校时的表现都十分佩服。说他一个海外长大的知识分子，能受得了这些真不容易。更难得的是任劳任怨，对国家，对党毫无怨言，真是好同志，应该发展他入党。但是李先生说，他背着**血肿的恶名，恐怕给党抹黑—一还是等等吧。

    线条说，李先生那时的表现真是有趣极了。叫他干啥就干啥，脸上还老带着被人打包时的傻笑。她觉得**血肿这大E.T.简直是好玩死了。要不是干校里耳目众多，她早就和他搞起来了。

    后来李先生自己对我说，老弟，我们是校友，同行，又是同事，当年你还给我送过馒头，这关系非比寻常。所以，告诉你实话不妨。在干校的时候，我正在发俗懂，觉得自己着了别人的道儿。像我这样学科学方法的人，也有这种念头，实在叫人难以置信。但是想到我在大陆遇到的这些事，又是血肿，又是托派，又是满头大包，实在比迷信还古怪。还有一件更古怪的事：每天下工以后，床上必有一张纸条。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得罪了人，正在受捉弄。第一个可疑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