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书生治国悲剧——帝师晁错（3）

    帝国自建立以来国库积蓄一直不够丰裕，晁错认为这是因为“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忧患意识令他敏锐地从中觉察到了日益明显的贵商贱农的危险倾向。他对农夫和商人全面考察后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一个五口农家平均拥有百亩田地，一岁的收获不过百石粮食，负担一是向官府缴税，二还要有两人为官府服徭役，此外将养活后代、送往迎来、吊死问疾等一切花销计入其中，百石粮食还怕不够用。官府之租税绝无减免拖延的可能，一旦遇上水旱灾荒，就要把积蓄的粮食半价卖出，甚至借上高利贷。商人不事生产却能够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富贵过于农民，于是天下之人不愿务农而慕经商。晁错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因此，“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建议用粟衡量帝国的赏罚，以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具体的措施是，诏令天下可以向朝廷缴纳粟来获得爵位或者赎罪。按照晁错的策略，富人想要获得爵位，罪犯想要免罪，必须缴纳给朝廷足够的粮食，这就必须向农民购买，如此一来则可以抬高粮价归利于农民；朝廷付出的不过是委任状，却能从富人那里收取大量的粮食，一可充足国用，二可减免农民赋税。

    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十二年之后的景帝二年（前155），天子又下令将天下田租减半。⑤至此，本朝标志性的三十税一的农业政策得以确立。

    然而，文帝暧昧不明的态度，却让晁错困惑不解。晁错的每一次上书，文帝都大加赞叹甚至特意下诏以书面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