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阳明心学在我心中（2）

    政治选择了思想，而不是思想改造了政治。历史之所以青睐董仲舒，是因为经他改造的儒家思想最适合郡县制时代中国的统治需要。他像502胶一样强力粘合的天人图式虽然如此蹩脚而山寨，但每个中国人都在这幅巨大的拼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以及彼此的联系，获得了安全感，最差也是“做稳了奴才的”，这才是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所最需要的。

    董仲舒之后，儒生们陷入到对一经三传（《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的反复对比研究当中，他们戴着放大镜一天24小时对着这四本书望眼欲穿，企图从字里行间探索出圣人的微言大义。

    这种寻章摘句相当无聊，由于一本经书三家作传（《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官方史书删改而成，三传是对它的注释），有时关于一个断句的研究就可以写厚厚的一本书（比如“春，王，正月”还是“春，王正月”），喜欢自虐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时至汉末，天下大乱。陈寅恪将魏晋之交的政治斗争简化为“以信仰儒家的豪族司马氏（司马懿）与非儒家的寒族曹氏（曹操）之间的斗争”实是一语中的。

    袁绍、刘表、司马懿，这些曹操的敌人祖上都是汉朝的将军或者令尹，只有曹操出身阉宦，这一点被陈琳抓住，在帮袁绍写的檄文中狠狠地发挥嘲讽了一番。

    但也正因如此，曹操才能打破常规，唯才是举，重实效而轻虚名。

    董卓以降，华夏大地山岳崩溃，兵连祸结，统治者无暇顾及对思想界的控制，儒教和经学逐渐衰落，玄学与清谈日益流行。

    如果说竹林七贤“越名教（礼教）而任自然”，经常搞一些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还可以理解，那作为建安七子之一，孔子后人的孔融竟然说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发耳。”这样的话来，不能不说：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到来了。

    紧接着，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北方的弓马和南朝的金粉交相辉映成一幅吊诡的华丽血时代图。

    这张艳丽的图谱定格于“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陈叔宝用一场闹剧结束了陈朝的帝祚，隋朝用短暂的先声开启了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

    唐朝统治者兼容并包，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尊道、礼佛、崇儒”三教并立的态度。

    很显然儒学已经日薄西山，汉代“全民皆儒”的盛况已似昨日黄花，恍如隔世。

    时代的宠儿是道教与佛教。

    前者扎根于民间，追求长生，肯定享乐，连鲁迅都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其影响力岂容忽视？汉末之张角，东晋之孙恩，都是打着道教的旗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乃有天下云合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