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实行郡国并行制度，经济上的自由政策，使得帝国的经济动力来源于全国的智慧资源。尽管在帝国建立之初，商人们得到了不公待遇，但在刘盈、吕雉执政期间开始为商人松绑。到了刘恒与刘启时代，商人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他们可以凭借手中的钱而去买爵位。不要小看这些爵位，它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而拥有爵位就可以用爵位豁免罪行。虽然贾谊、晁错提出重农抑商，但实际是让农民、商人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不能因为商业的高速发展而制约了农业发展。

    凭借着中央不过分干涉地方的无为而治精神，汉帝国到了文景期间经济快速发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景速度”。当然无为而治的精神，从刘邦就开始试点，实施，但在刘恒执政前的一段时间里，虽然民众感到幸福，也仅仅是刚刚脱离了战争，他们更多的时候还是过着贫寒的生活，无疑“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汉帝国官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的矛盾。不过，通过文景二帝的努力，的确民众的生活质量有了一定提高，也就是史书上说的“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是汉帝国从积累从向富强的时期，这一时期除了七国举兵对抗中央外，帝国的执政理念没有太大的变化。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理念还是被坚定地执行。而对农业的重视，两代皇帝几乎一脉相承，重农抑商还是基本国策。农业文明支撑的汉帝国也即将到了自己的巅峰时代。

    考察这段历史，政府管理不是公文就是诏书，帝国已经开始迈进规范化的管理。我们虽然看到刘启下诏要求司法公正，以宽为主，也曾看到在农业歉收年份，不准以粮食喂马的规定。但从我们接触的个人案例来看，起码在中央内部司法根本无公正可言。对于那些无法被历史记载的千千万万人，他们的真实感受我们无法得知。

    文景之治，不仅仅说明两代皇帝如何有为，重要的在于实行无为而治，不过多干涉国民生活的制度是可以实现帝国强盛的。执政者应该还给国民更多的自由与权利。民富国才能富，民强国才能强。任何一种集权**都会扼杀人的智慧，做顺民还是做国民，需要一点勇气。

    当然，文景时期依然是中央集权，而且又有蔓延的趋势，尤其七国兵败后，地方的权力慢慢都被收归于中央，分权向集权极度靠拢。

    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越是开放的社会，国家越是强盛，文化越是发达，人们的精神状况越是好，国民的幸福指数越高。似乎凡是盛世都是刑罚异常宽松的时候，而开放意味着执政者非常自信，它不把民众当做假想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