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贵族完全认可，暂时不可能。武力可以解决统一问题，但解决民族和解问题则需要时间，需要软化。一旦第一代暴政集权人物离去，就面临极大的反弹。如果这个瓶颈不解决，那么危机也就自然来临。历史不能重复，但历史却可以假设：试想没有“沙丘之谋”，扶苏即位会怎样？试想胡亥是个不糊涂的皇帝又怎样？试想李斯遏制住赵高又怎样？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多种可能。

    秦帝国未必就要早亡，它有解决的办法。当年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从范雎的“远交近攻”到李斯的“大棒加胡萝卜”分化瓦解六国，政策极为灵活。可现在却单纯凭借武力解决地方问题，对投降者就是诛杀，把革命军推向死地，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和解的机会。而复活的六国却吸取了灭亡教训，互相配合、互相支援。

    帝国的体制决定了这种人为因素影响太大，有了好皇帝国家就好些，有了孬皇帝国家就滥些。好皇帝与孬皇帝的出现如同赌博。赌博不可怕，可怕的是无间断的赌博，毕竟普通民众输不起。

    追访赵高

    尽管子婴不无能力，略施小计，仅仅装病不上任，就逼得赵高亲自去说服，当然去了就再也没回来。子婴虽然解决了内部问题，但外部问题已经超越了内部问题。历史没有给子婴太多的时间，眼前的情况使他无力回天。帝国已经完成了自掘坟墓葬送自己的使命。似乎我们的话题到此也该结束了，但是帝国最后三年的灵魂人物赵高同志，还需我们多说几句。

    这位具有导演天赋与表演天赋的人物，其最后三年的历史就足以使他名传千古。赵高的一生没有太多的资料，在司马迁的笔下也是娓娓道来，不掺杂过多的感情成分，也没有做任何的评价。这多少让我们产生一些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