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顶撞得罪皇帝，总之多会因各种原因匆忙去职，所以客观上也没有时间和可能形成自己的势力。而其他心计深沉、柔而媚上之辈，如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等，则因擅处人又会揣摩、迎合上意，是以只要一登此位就可以在朝中翻手为云覆手雨，反倒能长期待在这个位置上并大肆培植个人势力，此中翘楚，又当推温体仁、周延儒。故嘉靖后，凡在内阁形成势力者，基本没有纯正的秉持理学、王学观念的士人。

    这种片面强调道德而忽略个人能力、职业水准的“道德原教旨主义”，其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以崇祯朝五十位大学士中不多的几位正人君子和一些名臣为例，来探索一下这个问题。

    末代大学士之一范景文事迹，见于《明史》卷二百六十五。在此处特意提到卷名，是由于此卷在整个《明史》中的体例特殊性比较值得重视，其开篇并不如其他列传一样先述人、事，却来了这么一笔：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这一卷，全是崇祯朝灭亡时的当场死节之臣，从这种大异常规的体例，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史书编撰者对这些忠臣烈士的褒许和敬仰之心，也稍可窥见明末清初时官方政治态度的特殊取向，如对待南明朝廷的态度和大顺军的态度等，在此不多论述，有志者可多自斟酌。

    再接着读下去，问题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