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恰与佛教禅宗的教理如出一辙，几可目为禅宗南、北二宗，即顿教和渐教的翻版。

    王阳明故去后，心学基本按其所说之“顿悟”和“渐悟”两条路发展。顿悟以王畿、王艮为首，渐悟则以邹守益、钱德洪等人为首，其中尤以二王的顿悟派势力为显。

    然而中国士人往往容易走极端，常常将自己尊奉的杰出人物和思想一味地绝对化、神圣化，最后宗教化，同时对持异见者习惯一棍打杀，其爱者一何可爱，憎者一何可憎，故极易最后事与愿违，正所谓持之愈力，失之愈深。

    二王在心学顿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他们进而认为“良知”是先天现成的，所以不需要读书明理修身养性，也无需求诸于实践，只需从心悟入，不睹不闻，不思不虑，便可以一了百当大彻大悟，破千古之疑。

    邹守益等人虽然认为“良知”需要下功夫才能修到，但其所谓功夫也不过是和佛教一样的打坐静心，或做各种冥想，以为只需虚静无欲就可悟天理、成圣人。

    这两脉都基本屏弃了实践和事功，他们这些阐释和发扬，使得心学禅宗化、宗教化程度日益严重。如果说王阳明创立了核心为“致良知”这样一门叫“心学”的学说的话，那么，王畿等人显然就是在把这门学说朝宗教方向发展。如王畿大力宣扬“良知”是“范围三教之枢”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三教堂记》卷一七。，王艮本人及其泰州学派虽开始曾试图致力于“百姓日用之学”，但其晚期也一样过于注重孝悌，又多造悟道、梦兆一类近似神话之说，颇类宗教狂想，学风终不免也流于空疏。其后来者至周汝登这一脉，亦一直试图融儒、佛两家于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