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冲突与对话的期望值（6）

    倾听本是在中国哲学以及基督教中长期存在着的古老问题。在倾听的问题上，基督教传统与中国传统有着重要的差异。基督徒倾听向人们揭示上帝真理的先知或牧师（不能直接听到上帝，所以只能听先知的）；中国人则倾听有着伟大思想、品德和能力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圣人之言。于是人们听到不同的事情：先知告诉人们如何做必须做的事情；圣人告诉人们如何做想做的事情。基督教试图替所有人做主而规定普世价值；圣人向人推荐能够实现他人想要的幸福的有效方法。由此看来，中国式的言说—倾听意味着说出—听取别人对己有益的意见，这是人与人的关系；西方式的言说—倾听则是说出—听取真理或所谓普世价值，这在实质上是理与人的关系。西方式倾听潜在地暗含对他人之心的不重视：既然都听上帝的，就不用听别人的了。既然不再需要倾听他人心声，他人就不再是应该与之对话的他者（the other），而降低为无差别的别人（the else）。这个理论后果相当严重。他者与我是互相定义的互动关系，他者是我与之交心的人，他者与我互为精神支持和思想资源，他者心事是我所关心和尊重的，是我的生活意义的重要部分。一旦他人变成无差别的别人，他的心事不再重要，别人的唯一意义仅仅在于他是与我同质的“上帝子民”，于是，别人心事不新鲜，没有什么可听的，也不值得听，因此可以忽略。为什么西方总是需要发现异教徒？异教徒就是尚未统一为与我无异之别人的他人。既然我与相同的别人的心都是上帝之心，那么与我相异的他人的心就只能是魔鬼之心。别人是同道中人，而他人就是敌人。只有面对他者才需要对话，可是他者又总是敌人，其逻辑结果是，对话总是不成。在**上拯救他人比较容易，在精神上接受他者则无比困难。对话问题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而严肃，原因在此。因此，成功的对话首先必须重视倾听，并且把倾听定位为倾听他人。倾听意味着从他者的发言中发现可接受的思想，倾听近乎接受。奥古斯丁的名言“相信以便理解”如改写为“接受以便理解”恐怕就正确了。

    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通常认为的真理问题，而是幸福问题。人生所有问题，包括真理在内，由于与幸福相关才变得有价值。每个人之幸与不幸、爱与欢乐、成功与骄傲、和平与安全、好运与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