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的伦理学转向（6）

    如孔子所揭示的，无论大利小利，人们都经不起考验。当然，孔子只是说，总有些人见利忘义，但并没有说所有人都见利忘义，因此孔子对复礼怀有顽强的企望。最后的希望在于儒家力推的“见贤思齐”的榜样模式王庆节曾经论证说，中国伦理学是“示范伦理学”（参见《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2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就是克己修身，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最后达到普遍的见贤思齐。儒家相信光辉的道德形象必有吸引力，于是精心打造各种正面形象，圣人、仁者、善人、君子之类。可惜儒家并不理解榜样问题的要害。榜样被编造成什么模样，这是相对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道德榜样”是否同时是“成功榜样”，就是说，道德榜样必须与利益上的成功榜样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榜样就失去魅力，因为人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利益上的成功，而不是做一个形象很光辉但在利益上很失败的人。视功名利禄如浮云粪土的伟人高人毕竟凤毛麟角，只能是人们景仰和颂扬的对象，而不可能成为实际上的模仿对象，在社会解释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坊记”篇看出，孔子也深知榜样的力量绝非无穷。法家尤其怀疑榜样的教化作用，商鞅指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商君书?画策》。。仁者能做的仅仅是自己成为仁者，而不可能把他人变成仁者。“不能使人仁”与“推爱不远”是儒家的两大局限。榜样和推爱永远值得称颂，但无法克服社会各种难题。榜样和推爱都只是或然有效而非必然有效的策略，所以是不可靠的治理。

    “榜样”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制度问题：如果一个制度不能在德与利之间建立一致性，就必定导致失败社会。儒家社会所以最后无法坚持，与其说是因为现代化的挑战，还不如说自身失去力量。儒家虽有伦理理想，却事与愿违，问题在于儒家社会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使有德之人更多受益，反而损害有德之人的利益。亲亲尊尊与任贤使能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亲亲尊尊的结果是用人唯亲和论资排辈，而只要不能做到任贤使能，就在事实上使道德榜样失去号召力而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儒家思想的自相矛盾是由儒家没有充分理解政治造成的，它在继承周思想时把政治和伦理混为一谈。在周思想中，政治与伦理是有分别的。周之分封优先了亲亲关系，这可以理解，没有人会把既得利益拱手相让。但周在政治治理上强调德治，以无私治亲、任贤使能、养民利民为首要任务，以公正治理去弥补起始的偏私分配，这显示出周公们清楚的政治意识。亲亲与任贤本来可以没有矛盾，亲亲的有效领域是生活关系，而任贤的有效领域是政治管理。当儒家把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也就平白制造了自相矛盾。德与利无法统一，这对于儒家是个釜底抽薪的打击。一种意识形态或主流话语高扬什么价值，这不说明问题，重要的是实际生效的社会奖励，即做什么样的事情和怎样做事情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收益。假如主流话语认为道德光荣而缺德可耻，可是在实践中缺德更能获利，那么等于证明了缺德才光荣，道德榜样变成了摆设。所以，政治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存在某种制度安排，使得人们好德胜过好利？答案只能是：除非一种制度使得有德是获利的必要条件，否则善就没有诱惑力。

    即使仅就伦理学而言，儒家也有严重失误。一种规范是否具有正当性，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