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上或有相通之处。有趣的是，路德宗教改革又似乎与“民神同位”的宗教民间化运动也有些相类，路德也是反对教会对通神权利的专有垄断，认为人人都能够直接向上帝诉说，无须由教士代劳。路德改革同样导致社会混乱与互相残杀。但路德改革的时代环境已经非常不同，不但没有失败，反而为现代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精神条件。这是后话。

    以上讨论了结盟、公正和精神权力这三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的起源。由于远古情况不明，因此只能“合理推想”。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这三个问题为后世更加复杂的各种政治问题开辟了道路。按照摩尔根的看法，氏族社会还没有真正的政治，因为氏族所形成的只是“社会”，还不是“国家”，而只有国家才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因为“国家的基础是地域而不是人身”［美］摩尔根：《古代社会》，96页。。如果以西方现代政治模式作为标准去追思，那么，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出现之前的权力体系就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这种理解恐怕狭隘。以国家为政治的标准分析单位只属于西方政治模式，这不能覆盖所有的政治模式，比如说中国政治的标准分析单位就是天下（世界），而且，国家的形式也不限于西方的城邦以及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国的国家就是“社会—国家”（society?state），社会—国家的规模可大可小，最大者即为天下。因此，政治成熟的标志并非由社会变成国家，而是社会的制度化。这是个制度合法化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成为有正当理由的对整个社会实施普遍管理的稳定制度。至于政治制度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形态（比如国家制度），则是相对次要的事情。有一个中国式的政治分析模式，可以称为“治—乱”模式，它对于分析制度问题很有用处，大概是说：如果一个制度能够为一个社会建立起普遍有效的合作秩序，因此对社会形成良好治理，就是政治有效的，谓之“治”，或多或少有些类似今天政治学的“善治”概念；如果一个制度是政治无效的，则谓之“乱”。治—乱模式从制度效率去理解政治，这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政治分析模式。

    成熟的政治制度是从两三千年前的制度创新开始的，特别是古希腊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至今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