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权力和利益是政治哲学要面对的事实，我们必须把事实化成问题，才构成研究。由权力和利益的事实（按照摩根索漂亮的说法是“作为利益的权力”）所能够化出来的问题很多，采取不同的分析框架就会产生不同的问题。柏拉图和孔子各自独立开创了至今一般视为最正宗的政治分析框架：统治制度。其核心问题是制度的治理能力和制度的正当性。柏拉图研究政治制度就像在研究人的卓越性（virtue），他认为国家之首善是公正，有了公正，国家就必定是正当的并且有政治效率。孔子则相信，如果一种制度的精神为“仁”，规章合“礼”，万事皆得“正名”，这种制度就必定是正当的并且有政治效率，即形成善治。从制度去分析政治问题是政治哲学经久不衰的主流。**和卡尔?施密特也各自独立地发现了一种独辟蹊径的政治分析框架：敌人意识。**甚至早于施米特看出划分敌友是根本性的政治意识**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选集》，２版，第１卷，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Carl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不过施米特的论述更具学理性，他指出，正如真假是知识判断，善恶是道德判断，美丑是美学判断，敌友则是政治判断。这种关于敌人的问题意识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特别是追溯到基督教的异教徒意识，甚至追溯到柏拉图Plato:Euthyphro,7cd。施密特的敌人意识虽然深刻，但也未免偏激，似乎应该弱化为异己意识比较合适。意识的政治分析能够解释一些由制度分析所无法解释的问题，特别是由文化或价值观的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就是敌人意识的当代表达，因此，意识的政治分析构成对制度分析的一种重要的补充。不过，无论是制度分析还是政治意识分析都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