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强盛，并列为五霸之一，但其势力并没有越过关中，不久又衰落下去。直到战国时的商鞅变法之后，秦的国势才迅速壮大起来。历经惠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四世的武力征服，秦对山东六国已占有很大优势。商鞅变法时立有“计首授爵”、“尚首功”的政策，即在战争中以斩获敌人首级的数量以赏军功。这项政策对提高秦军的战斗力，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而它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造成秦军在战争中杀戮过重，乃至大屠杀的严重恶果。大屠杀引起了山东六国的惊恐和拼命抵抗，使秦在统一战争中遇到了极大的障碍。连坑杀赵卒四十万的秦将白起也看到了大屠杀的严重后果，所以当昭襄王再次派他率兵攻打赵都邯郸时，白起就坚不受命，力劝昭襄王不要出兵。

    但秦昭襄王迷信武力，一意孤行，乃先后派王陵、郑安平两次伐赵，结果都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归。主帅郑安平降赵。事实说明秦若不放弃“计首授爵”和“尚首功”的大屠杀政策，要想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吕不韦当政期间，改弦更张，施行“王者之治”，提倡“义兵”。吕不韦所讲的“义兵”，其“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交，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信与民期，以夺敌资”。“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矣。”“义兵”就是为民除害，而不扰民，更不乱杀人。这样，“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正由于吕不韦提倡“义兵”，放弃了“计首授爵”政策，在他当政的13年期间，除秦王政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外，再没见大屠杀记录。之后尉缭子继续执行吕不韦的“义兵”政策，减少了统一战争中的阻力，使秦得以势如破竹而统一山东六国。

    古今中外所有国家在制定兴国方略时，都有个收罗人才、重用人才的问题。战国时期形成的养士之风，就是收罗人才、争取人才的体现。吕不韦招致宾客三千，不仅仅是为了编一部《吕氏春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语道破了其真实目的：“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土，欲以并天下。”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包括编写《吕氏春秋》在内，都是为统一天下服务的。事实上，吕不韦这一目的基本达到了，如提倡“义兵”扭转了秦统一战争的形势。吕不韦招致的宾客中有一位荀卿的高足上蔡人李斯，后来当上了秦始皇的廷尉、丞相。他实际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的执行人。据此而说吕不韦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奠基人是并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