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这些官职由各省督抚选拔廉洁能干的部属来担任，并把人选得当与否作为考察督抚功过的一个标准。驻屯官吏的俸禄，第一年由屯里专款拨发，第二年从仓库收入中支付，以后每年自负盈亏，从屯垦收成中提取。屯垦所需的耕牛、谷种、农具等，均由各道所在州县提供。屯田应先从土地荒芜面大而又便于灌溉的地方开始，再逐渐向周围扩展。无主或虽有其主却弃而不耕的土地都由官屯。百姓意欲耕种而财力不足的，官府贷给耕牛及种子，每年收成的1/3交公。三年之后，自耕的条件成熟了，所耕之地便可成为私人的田产。老百姓没有任何财物的，可以雇佣，付给工钱。第一年屯田所收粮草，听任各屯自留，用做储备，为第二年屯田打好基础。若富余较多，可将不宜久存的陈粮供给附近驻军，然而不得强取多要。三年以后，收获的粮草充足了，由政府派舟车运往军队作粮饷，不可烦劳和役使屯田富民及耕牛从事运输，以保证屯垦不受干扰。把屯田户编成保甲，让他们相互保护和监督，以根除奸猾不法行为。屯田官称职的，三年进两级，薪俸与边将等同，以酬其劳；若不称职，责成巡抚按察纠举；巡抚如若徇私包庇，则连坐同罪。”

    清政府实施了范文程的屯田主张，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了经济危机，增强了国力，而且还吸引了大批流民重新回归于土地。这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也起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公元1653年，范文程针对朝廷一直以来在用人制度上存在的重满轻汉、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弊端，与同僚一道上疏，请求皇上敕令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推荐自己所熟知的人才。不论满人还是汉人，不论久任官职还是新近启用，更不限于其官阶的高低，也不用避讳亲疏恩怨，只要有才能，就大胆荐举；一官可举数官，数官也可同举一官；命其将姓名汇置御前，不时召对，察其议论，核其行事，出现官缺就根据各自才能选用。称职者，根据其政绩的大小，推荐者一同受赏；若不称职，视其过失的大小，对举荐者一同惩办。顺治帝“特允所议”。

    这条建议，不仅促使了用人制度由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方面的转化，而且还表明在举荐人才方面对满汉官员做到了一视同仁，使汉族官员在举荐人才这一重大事项中与满族官员享受了同等的待遇，从而有效地克服了汉族官员素来受歧视的心理障碍和自卑感，使他们有了同样能被朝廷信任和重用的感觉，所以就更加乐于为朝廷效命了。洪承畴就是其中的例证之一。

    除了这些以外，范文程还有许多重要的政绩。其中最主要的是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加派田赋的弊制。明末，平均每亩田增赋银二分多，比旧额增加了一半以上；地方官吏又借机勒索，闹得民怨沸腾。这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宣布废除三饷。顺治帝即位后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都按照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收，加派的粮饷都给予免除。”清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在是利民利国的制度。范文程当然功不可没。

    公元1666年，这位为大清建国定制立下卓越功勋的大学士因病去世。康熙帝亲笔写下“元辅高风”四字作为祠额，表彰范文程的不朽功德。

    范文程是开国功臣，功盖一时。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汉人，对清政府而言出身卑微，所以他一生处事都十分小心谨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祸”。他既要运用谋略对付敌人，以取得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胜利，又要谨防祸起萧墙，巧妙摆脱内部的倾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