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自己的心里话：“现在秦王有志于吞并天下，这正是布衣之士博取功名利禄的大好时机。身居卑贱的地位，而不想抓住时机，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地位，这如同眼馋鹿肉却羞于出手抢夺一样，只是空有人的体貌，却没有为人的志向和立世的才干。污辱莫大于卑贱，悲哀莫过于穷困。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困苦的境地，不思改变，却高标自己品德高尚，批评世风败坏，厌恶追逐名利——这样的举动，不符合有才干的士人的本性。所以，我准备去秦国面见秦王了。”

    这番话，以不加任何掩饰的语言，道尽了利禄之徒的心态，甚至是道出了别人不愿说、不屑于说的话。凡是心智正常的人，自然都不会甘居于卑贱与穷困境地；但是，把卑贱与穷困，视为人生最大的耻辱和悲哀，而且坦然宣布为了改变这种地位可以不择手段，就是势利心态作祟的人格扭曲了。李斯的悲剧，即根源于此。

    李斯上述“高论”的可怕之处，还在于把自己的“功利观”说成为士人最理性的选择，而把不同于他的选择的人，贬斥为虚伪或是无能。他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要在同类中确立一种“话语霸权”：凡是不同意我的观点、不认可我的选择的士人，不必在我面前喋喋不休；你们自以为是的道德观在我这里一钱不值，你们不具备与我平等对话的资格。这种盛气凌人的自信，是“霸气”的宣泄，还是逃避质疑的预设遁词？我们无从确切得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尽管李斯身为士人，但在他的心目之中，从来没有把士人引为同类，他要将自己置于士人之上，或是士人的对立面。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李斯后来的建言“焚书”，从心态来分析，应该与此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