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雍正下令，暂不处决曾静，要将他押解回京，再做处理。

    这期间，雍正下令朝廷官员并各省总督、巡抚、道府守令、各地学官依次议论曾静的应得之罪。清廷官员于是纷纷表态，认为曾静罪大恶极，法不可赦。曾静到了京师，朝中的大臣们献上多种处决曾静的方式，但雍正都没有予以采纳。因为这时的雍正并不想让曾静死，要除掉这个头脑发热的无能愤青，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雍正心里另有主意，他要亲自会会曾静。

    其实，文字狱案在雍正朝，已不是第一次发生。雍正即位后不久，翰林徐骏上书奏事，不小心把“陛下”的“陛”字写成了“狴”，雍正见此奏章，认为这是“辱骂皇帝”，立即诏令将徐骏革职。之后，在徐骏诗集中查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雍正牵强附会，认为“清风”影射朝廷，“清风不识字”无疑是诬蔑皇帝不识字。于是又下一道圣旨，将徐骏处以死刑。江西考官查嗣庭，某一年身为考官出试题“维民所止”。试题一出，即有人密告雍正，说查嗣庭试题有影射陛下断头之意。雍正不解，经人解释，“维”字是去了头的“雍”字，“止”字是去了头的“正”字。“雍正”是胤禛的年号，去了头成“维止”，岂不意味陛下断头之意吗？雍正听信谗言，龙颜大怒，立即下旨把查嗣庭拿解进京，下狱问罪。

    因此，对曾静这桩文字狱案，雍正自有主张。而此时的曾静，非常害怕，痛哭流涕，发誓要痛改前非。雍正则饶有兴致地和曾静展开辩论，对吕留良的言论作了全面批驳，对曾静指责他弑父逼母夺嫡自立之事，逐条进行反驳。曾静自然不可能与雍正辩驳。雍正彻底反驳曾静历数自己的“十条罪状”，每反驳一条，就有人记录一条，最后汇编成一本类似于访谈录的书。雍正给这本书取名为《大义觉迷录》。

    曾静这时候倒挺机灵，他得知了这一点，立马写了一本《归仁录》，对雍正的仁德大肆吹捧和赞颂，与他历数雍正的“十大罪”形成鲜明的对比。曾静是一个好写手，当权者需要什么稿子，他就写什么稿子。原来，愤青也有一颗柔弱温顺的心。

    雍正拜读了曾静的新作《归仁录》后，心中大喜。他把《归仁录》的内容装进了《大义觉迷录》，怎么装的呢？就是把自己辩驳“十大罪”的话，用曾静之口回答出来。这样，一本翔实、丰厚、拥护清朝统治的全新《大义觉迷录》就面市了。

    雍正决心将此书打造成一本畅销书。怎么畅销？一是走官方配送路线，下令全国学校的教官督促士子阅读，把阅读此书当成一次政治任务来完成，玩忽职守者一律治罪；二是做广告宣传，嚷嚷得全天下都知道，雍正命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传此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