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璋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将李善长、陆仲亨、毛麒、赵庸、郑遇春、黄彬、费聚、金朝兴、叶昇、李伯昇、丁玉等人全部诛杀，受到株连的有三万余人，并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朱元璋念他年纪已老，赐他自缢，而他的家属七十多口全部被诛杀。

    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朱元璋，为李善长辩冤。由此可见，当时人们认为李善长等人是被冤屈的。

    从根本上说，胡惟庸案的发生，来自朱元璋的猜疑和不信任。而朱元璋这种猜忌心理很早就形成了，早在农民战争期间，他就严密防范部下将领，为防止他们叛变，凡是将领出征，就把他们的妻子留在京城做人质。就这样仍不放心，还派心腹去监军。即便如此，也是防不胜防，在严酷的战争中朱元璋也确实没少经历部将谋叛的事件。咱们就说其中的两个事件，第一个——绍荣谋叛事件。

    绍荣是和朱元璋一同起事的战友，骁勇善战。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绍荣和徐达一起攻克宜兴，至正十九年败张士诚军于余杭。《明通鉴》记载：“太祖自起兵，所任将帅最著者，徐达、常遇春与荣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因为屡立战功，绍荣被擢升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在常遇春之上。

    可是，至正二十二年的时候，绍荣自处州平定苗军叛乱回应天，与参政赵继祖密谋击杀朱元璋，被宋国兴告发。朱元璋立即派兵搜捕了绍、赵二人，用铁链锁着，备下酒食，然后和二人一起喝酒。朱元璋问：“我与尔等同期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

    绍荣回答说：“我等连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

    赵继祖接着说：“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饮。”

    朱元璋听了以后，就把他们两人缢杀了。

    再说第二个——谢再兴谋叛事件。

    谢再兴也是朱元璋的旧将。而且，他还是朱元璋侄儿朱文正的岳父，朱元璋称他为“亲家”。

    至正二十二年，谢再兴守卫诸暨。当时，金华、处州的苗军反叛朱元璋，张士诚乘机派张士信率军进攻诸暨。谢再兴苦战二十多天，打败张士信军。这次战斗后，谢再兴派自己的心腹左总管、糜万户两人私往张士诚的占领区杭州贩卖物品，结果被朱元璋查获。朱元璋怕泄露军机，就杀了这两个人。并且把俩人的头颅悬挂到谢再兴的办事厅里，这对谢再兴来说，是一种侮辱性的警告。

    这之后，朱元璋又擅自做主把谢再兴的次女嫁给徐达。又派参军李梦庚去节制诸暨兵马，降谢再兴为副将。这让谢再兴愤怒之极，连续受辱，明摆着拿人不当人。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谢再兴捉了李梦庚，到绍兴去投降了张士诚的部将吕珍。

    这两起谋叛事件，对朱元璋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他在当皇帝之前，就考虑到如何对待功臣宿将的问题。明王朝建立后，为了使王侯将相忠于他的朱明王朝，为了预防臣僚的反叛，朱元璋采取了种种手段和措施，可是他总是不放心。因此，胡惟庸一案的发生绝不是偶然，此案的发生，既是官僚各派集团的权力斗争所致，更是朱元璋对王侯将相、昔日部将始终的不信任所致。

    朱元璋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帝王。这样的帝王，最终成为冤案的制造者，即便胡惟庸一案不是冤案，但牵连甚广，使太多无辜者都付冤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