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动机凌驾于社会价值之上，导致社会价值的全面沉沦，导致对大多数人的全面否定，导致人文传统的全面倒退。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固然推动了少数人的自由，但是，其导致的不公平却牺牲了多数人的自由。

    所以，我们应当寻求社会选择和市场选择之间的平衡，寻求个体的利润冲动和社会价值选择之间的平衡。一个社会需要追求的不应当是如何让利润动机凌驾于所有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之上，而是如何让利润冲动在符合社会价值和社会选择的框架中运作。这种经济体制才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传统的继承，才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继承，才是对中国几千年追求公平的传统的继承，才可能实现大多数人的解放。

    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实现社会价值和社会选择呢？在资本、个人、政府之间，只有政府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推动社会价值，有可能限制利润动机对社会经济总体效益的破坏性，有可能缓解利润动机同人文传统的冲突。所以，政府是让利润动机服从于社会价值的必要机构。

    由于市场经济的固有缺失，纠正和防止这些缺失、实现社会价值是政府的责任，不能以任何理由削减或缩小这种责任。我们的看法同某些人不一样。我们认为，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不公平的经济关系的存在，不能让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和不公平的经济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达到让上层建筑反映这种不公平关系的目的；恰恰相反，中国需要利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纠正市场经济的缺失，来构建公平的经济关系。总之，通过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将市场经济和社会选择结合起来才是历史的选择。

    如何形成一种将二者结合起来的体制，是中国转型中的关键课题。这大概就是中国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意义。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公平的、人道的、有包容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大概就是转型时期的历史任务。这大约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内涵。

    中国的经济体制，应当寻求市场和政府的动态结合。不能把政府装在市场原则的框里。恰恰相反，要以法律体制、公共政策、经济手段甚至行政手段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防范和弥补市场经济的缺失，而不能简单地照抄西方。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实践应当做出超越西方的贡献，而且有条件做出这种贡献。在市场经济出现缺失和可能出现缺失的地方，在市场经济违背和可能违背社会价值的地方，在市场经济无法和可能无法实现均衡的地方，在市场经济降低和可能降低社会效益的地方，在市场经济妨碍和可能妨碍公平实现的地方，在市场经济导致和可能导致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的地方，都必须是政府干预的领域。这类干预，不仅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反而是对大多数人经济自由的保证，不仅不会扭曲均衡，反而是实现有效均衡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