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想以效益取代道德。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认为，同情是推动仁慈的力量；在《国富论》中认为，“私利”是推动经济的力量。他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当然，亚当?斯密有一些空想，因为市场经济的确是由私利推动的，必然导致物欲横流。所以，他没有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想以经济学解决道德问题，斯密是我读到过的第一个失败者。这个失败，证明了一个假定：斯密笔下的那个完美的市场经济其实是一种空想。

    失败并不等于没有尝试过。如果知道几百年后，有的经济学家会把他当成不讲道德的挡箭牌，不仅作为道德学家的斯密要愤怒，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也是要郁闷的。

    斯密调和道德和市场经济的努力失败了。所以，我们要更加注意市场经济那种内在的道德破坏力，在搞市场经济时，要更讲道德。

    中下层的处境才是衡量社会效益的最终尺度

    长久以来，有人将公平同效益对立起来。似乎贫富差距越大效益越高。其实，极端的不公平，就是极端的低效益。从宏观上看，公平就是效益。让我们从困惑中国的内需不足开始论述。大家都知道，内需不足严重损害着中国经济的总体效益，迫使中国走出口导向的道路，用货物和服务换回美元。中国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美元又持续贬值，从2006年中国汇改到现在，贬值大约20%。中国的财富损失高达几千亿人民币！这大约不能算高效益。

    要提高总体经济效益，必须提振内需。欲提振内需，必须从解决分配不公入手。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看，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危机，导致经济的总体效益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