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一碗酱油汤下一个干馒头，我同情得直掉眼泪；但后来我的心慢慢变得坚硬和冷漠，嘲笑自己以往所作的傻事和泛滥的同情心；现在，当我放下这些坚硬和冷漠以后，我又开始冒“傻气”——我会认真地去关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因为我重新拾回了常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会努力去帮助那些也许并不认识的人，因为我重新回忆起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传统。

    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工作中，也遇到了这样一位冒着些“傻气”的作者——黄树东先生。他身处异国他乡，却时时刻刻关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他工作极其繁忙，却挤出时间写作，每每忙到深夜；他写作态度严谨，仅买参考书一项都花掉几千美元；他对祖国饱含赤诚之心，字里行间充满爱之深责之切的情感；他写书不为赚钱，甚至上一本书的稿费至今未领……按照“理性人”的观点来看，他不仅不理性，而且简直太不理性了，与机关算尽的银行家角色大相径庭。

    当冷漠已经成为人们的通病时，当专家利益代言已经被认为见怪不怪时，当个人主义已经被奉为信条时，你一定能体会到这种“不理性”是多么可贵。

    但他的观点却相当理性并具有说服力，让我对那些曾经被灌输给我，现在又让我模模糊糊觉得不妥的“信条”重新反思。他指出，效用创造价值是西方国家为了应对工人运动而推出的“理论创新”，是一场针对劳动者的革命，是一场捍卫既得利益结构和制度的革命——“效用信条”曾被塞进我的脑子，背后的故事却被忽略不计，如今还在被一些专家往大众的脑子里塞；他指出，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有许多潜在的均衡点存在，其中一些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而另一些则相反，寻求那些符合国家利益的均衡点是政府的责任——这又与高呼“政府后退、市场前进”的声音格格不入，与我所接受的“‘看不见的手’自发地就能使市场达到均衡，就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教育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