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是个商人

    在皇权时代，也就是“封建社会”，我们都知道，商人为四民之末，是“士农工商”的末位，地位很低下。尽管他们房子豪华、服饰光鲜，终究还是矮人一头。

    这个排位是怎么来的？

    前面不是还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因为生意做得大，与国君都能“分庭抗礼”吗？后来商人是怎么成了贱民的？

    变化就发生在两汉时期。

    西汉的司马迁在作《史记》时，还是很重视商人的，特地抠《货殖列传》，谈论西汉前期的经济，并记录了一批大富豪的生平。

    他说，他所列举的大富豪，都不是靠着爵邑、俸禄得来的钱发家的，也不是靠“弄法犯奸而富”。他们是靠着种植、渔猎、经商，谋取利润而致富的，“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这词语之间，对商人还是很赞赏的。富豪固然不能势力“倾国”，但势倾一个市县还是没问题的。

    到了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写《汉书》，也有一篇《货殖传》，但他对富豪的评价就不同了。他说，地方上的“富民”，以财富在乡里取得声望，都有奢侈不轨的恶行，更严重的还盗墓、赌博，靠违法而致富。他们的行为，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想来商人在那时候，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都有，就像官员也有贪官和廉吏之分，可是班固不知为何特别仇视商人，一勺都给烩了！

    班固老先生还第一次提出了“四大阶级”说，即对“四民”的划分。他的排序，是“士、工、商、农”。应该说，在他的观念里，各阶层只有分工不同，还没有高低之分。

    可是到后来，商人不知怎么就滑到最末一位了，变成了“士农工商”，而且这个排序也表示了阶级的高低贵贱。

    看来商人地位下降，是从东汉开始的。

    班固是大史学家，古代史官的言论至高无上，连皇帝也得让三分。班固对商人的这种厌恶，深刻影响了后世，商人也就成了“为富不仁”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以经济建设为重，但商人心里仍有阴影，没有一个商人敢堂堂正正说“我是一个商人”的。因为这么说，差不多就等于说“我是一个良心让狗吃了的人”。

    还没有谁脸皮厚到这个程度。

    因此，就有许多代名词出来，比如，“我是一个企业家”、“我是一个业者”、“我们搞实体经济的”、“我们搞流通的”、“我们工商界人士”，等等。

    尽管现在的商人，一般抛头露面的都是儒商模样，但再怎么儒雅，也挑战不了班固老爷子的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