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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七章 鸟择良木(1/2)

    第二百一十七章 鸟择良木

    次日一早,李庆安又继续向南进发,两天后,他的大队人马抵达了旱灾问题最严重的谷熟县。

    在进入谷熟县之前,李庆安已经从很多渠道了解到了谷熟县的一些情况,仅仅从旱灾来说,谷熟县的灾害和河南道其他地区没什么区别,远没有到人民无以为生,非造反不可的地步。

    关键还是人祸,谷熟土地肥沃,境内汴河和涣水两大河流穿流而过,在两河之间支流众多,加上气候适宜,使这里自古便是的产粮大县,谷熟县本来七成以上的土地已经沦为庄园,自耕农仅占三成左右,在各大庄园中,庆王李琮便拥有四座大庄园,计五百顷上田。

    贪婪是这些权势贵人的共同特征,他们从来不会嫌自己的土地钱财已经足够多,也不会去考虑大唐会不会因此亡国,或许在他们看来,大唐这么富庶,自己拿一点点不算什么,况且他不拿,别人也一样会把它拿走,于是,贪婪便蒙蔽了他们良心,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怕明天浪滔天。

    河南的旱灾来临,就仿佛吹响了土地兼并的集合号,长安的权贵王公,地方的豪门大户,大神小巫们一齐向河南道丰腴的土地伸出了贪婪的手,各施手段,各用门路,目的都是一个,趁灾年将土地据为己有,谷熟县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李琮在谷熟县的四座大庄园并不相连,为了将这四座大庄园连为一片,李琮便利用这次旱灾大肆兼并土地,涉及土地近两万亩,一千二百余户人家,他采取了暴力驱赶和官府威逼的手段,用几百名家丁执棍棒殴打驱赶土地的主人,拆毁他们的房子,逼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卖田,同时官府又配合他们催缴农民积欠的税粮,断绝道路,不准商人前来卖米,严禁富户赈粥,用种种手段逼迫农民离家流亡,只要农民离家,土地立刻变成无主之地,官府予以没收拍卖,而买家只有一个,仅仅两个月时间,庆王便霸占了一万多亩土地。

    农民的暴乱起源于对官府的不满,当朝廷赈灾令下达后,各县都陆续开始开仓赈粥,唯独谷熟县非但不开仓,反而逼迫农民缴纳税粮,当别的县开仓放粮的消息传到谷熟县后,漕工和农民皆愤怒了,他们冲进官仓,却发现官仓中粮食颗粒皆无,愤怒的民众烧毁官仓、捣毁衙门,他们害怕官府报复,数千民众便在几个有威望领头人带领下,逃到磨山藏匿,但在官府的报告中却变成占山造反。

    李庆安直到进入谷熟县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天下午,李庆安率领大队人马来到了位于县城以西二十里处的谷熟军府。

    这是他的一个疑问,军队在这次暴乱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谷熟军府是上府,应该有兵员一千二百人,但李庆安看到的却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军营,栅栏有一半都不见了,岗哨楼已倒塌,原本依附军营而生的酒肆妓馆也变得人去屋空,大半已坍塌,长满了一人高的蒿草,看得出至少已经废弃了十几年。

    李庆安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他从不敢想象,中原的军府竟破败如斯,民团留在军营外,他带领一百名亲卫骑马进了军营,军营不准驰马,但他们却无法下马,一路上长满了蒿草。

    虽然军府已经破败,但还看得出原本的盛况,三排近百间长长的平方,饭堂、军械屋、仓库、文书房一应俱全,平整宽敞的跑马场和练兵场,箭垛上还插着已生锈的箭矢,刀枪架上甚至还有两杆长矛,就是看不见一个人。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骑马进军营!”他们身后忽然传来了一个恶狠狠的声音。

    李庆安一回头,只见他们身后二十步外站着一个三十余岁的男子,确切说是个军官,身材魁梧,背有些驼了,此人头发半白,一只硕大的酒糟鼻子,穿着一袭细鳞甲,屁股上吊着横刀,手中拎着一只酒壶,正酔熏熏地斜睨着他。

    “你是什么人?”李庆安反问他道:“是这里的军官吗?”

    那军官看来有点见识,他见来人虽然不是军人,但个个身材魁梧,目光冷厉,腰挎横刀、后背弓箭,尤其他们所骑战马都是矫健雄壮的骏马,他便知道这群人的来头不小,便立刻收起狂放的态度,恭敬地答道:“我是这里的果毅都尉,叫崔佑,请问阁下是何人。”

    李庆安点点头,道:“我原来是北庭节度使,现在是河南道观察使。”

    “原来你就是李庆安!”

    军官吓了一跳,他连忙上前,半跪施一军礼道:“卑职崔佑,参见冠军大将军。”

    李庆安见他还挺了解自己,便翻身下马笑道:“找一个地方吧!我有话要问你。”

    “大将军请随我来!”

    崔佑领着李庆安走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酒味,桌上盘中的干豆子已经发了霉,崔佑哗啦一下将碗碟都推到地上,又用脚将酒壶全部踢到墙角,用袖子擦了擦坐垫,笑道:“大将军请坐!”

    李庆安坐了下来,打量了一下屋子,叫窗台上居然还有十几本书,便点点头问他道:“你应该知道我想问什么?这个军府为何破败到如此地步?”

    崔佑苦笑一声道:“将军是明知故问吧!中原的军府不都这样吗?”

    李庆安摇摇头道:“应该不是这样,扬州那边的军府还有七成兵,襄州军府还有五成兵,没有像你们这样全部跑光的。”

    “是啊!两个月前我们这里还有两百士兵,可是庆王一占完土地后,最后两百士兵都跑光了,马都尉带了十几个校尉旅帅跑到河北投靠安禄山去了,军营里现在只剩下我一人。”

    崔佑语气中充满了悲怅,“我是开元十六年从军,我家有二十亩地,所以我必须要从军,没办法,不从军,土地就会被官府没收,当时军营里还有七百弟兄,都和我一样,家里有地,不得不来当兵,开元二十四年,谷熟县大旱,庆王趁机低价并购了二万多亩土地,引发军府的一波逃亡风潮,一夜之间便跑掉了三百名士兵,土地都没有了,谁还愿意白白当兵,后来每年都有逃兵,直到今年年初,还剩下两百二十五名士兵,和其他军府差不多,结果这次庆王再一次趁旱灾并购土地,引发民众暴乱,父兄们跑来一喊,不仅士兵全跑光,军官也逃掉一大半,兵器也被他们全部拿走了。”

    说到这里,崔佑长叹了一声,道:“我听说长安的军队也差不多跑光了,要打仗只能靠临时募兵,可边关大将却个个拥有重兵,一旦他们造反,我不知道朝廷拿什么军队去和他们对抗,大唐外表看似强盛,可里面全被蛀虫们掏空了,堪忧啊!”

    李庆安心中充满了苦涩,在后世时说到安史之乱的原因,有的说是李隆基的昏庸误国,有的说是李林甫的专横弄权,有的说是杨国忠的不学无术,甚至还有说是杨贵妃媚惑误国,但今天他才知道,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是权贵高官不顾民众死活,大规模的兼并土地,使大唐的均田制变成了庄田制,使大唐军制崩溃。

    诚然,安禄山造反也有很多偶然因素,比如李林甫纵容,杨国忠逼迫,但兵重于外而薄于内的局面必然导致大规模叛乱爆发,即使没有安禄山,也会有李禄山、王禄山,后来的藩镇割据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大唐皇帝李隆基最大的责任就是放纵了土地兼并,出几个不痛不痒、没有任何实际措施的诏书,不准土地兼并,可谁理睬他?他难道不知自己的儿子侵占土地吗?庆王的永业田只有一万亩,可他送给杨家的各种寿礼中就有五万亩良田,这么明显的事实,李隆基却视而不见,由此可见他的纵容,在对付人的手腕上精明厉害,可在治国安民生上却昏庸无比。

    李庆安不想再问下去了,他站起身笑道:“崔佑,我看你人虽酔,可心却清醒,可愿舍了这无用之官,跟随我走?”

    崔佑立刻单膝跪下道:“兵员跑光,我们也是重罪,所以马都尉才逃掉了,我若不走,死罪就落在我的头上,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