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世凯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

    康梁革命失败后，康有为日益保守。从政治革命到君主立宪，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到墨西哥、印度等地考察后，他自承：“吾自游墨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1923年7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12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停他终于愤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以此为国民党辩护。十年之后，王同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朋友说他自相矛盾，王反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孙中山应邀北上，但到天津后，奉系、皖系跟他的合作就破裂了。张作霖在宴会上说：“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唯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则虽流血所不辞。”

    胡汉民曾对张学良说，当年在总理面前是两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他。总理总是派汪精卫到外面去办外交，干这些事都得说假话呀，不能说真话。因此，汪精卫习惯了，他跟谁都说假话，而胡汉民是办内务的，得说实话，他在总理面前什么都说，结果得罪了总理。

    1927年，井冈山的边区特委开会时，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写上各人的出身。陈正人读过两年师范，未读完初中，在这些大老粗中间，他算是知识分子了。开会选举，他当选为特委书记时，有人说：“不行，不行，**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结果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陈为谭的部下，书记的事情却都是陈正人来做。近四十年后，陈正人在“文革”的“牛棚”里，想起这件往事，感叹说：“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啊……”

    北伐完成，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根基稳固，开始不买元老们的账。某日，张静江约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聊天，对蒋发泄不满，要求大家向蒋进言。吴稚晖说：蒋先生个性倔犟，自信力极大，大家不宜进言。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吴又说：若说句粗话，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迹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