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20世纪30年代，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为之辩护，章问：“党即国家乎？”

    1933年，王造时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1935年，吴景超的猜想。后来是李约瑟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晏阳初问：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政府呢？

    瞿秋白赠给狱医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着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胡适问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问金岳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肆搜捕**，在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是**后，蒋介石曾大为惊讶、震怒。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魏巍在朝鲜访问后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梁思成问：“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顾准借用鲁迅的名言问：“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王赓武问：“‘文革’究竟埋没了多少天才？”

    龙应台在台湾跟“对手”较量时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20世纪80年代初，潘晓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余杰在世纪末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