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第五（3）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了汪精卫的三篇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深恶痛绝，故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精卫等人，以安抚天下人心。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腾越秩序稳定，但张文光对怎样发展胜利心中无数，他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正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举袁世凯自代，未获同意；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袁世凯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问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回答说：“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猾准备起义。谭延闿附和革命，他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焦达峰却很快被立宪派人杀害。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