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或许也是克林顿总统的策略。在已经开始的连任竞选中，他毫无诚意地宣称，死刑要扩大运用于另外几十种犯罪。美国政府也正忙于在中西部建立自己的死囚监狱，将花费30万美元建一个死刑行刑室。谁也不愿意对死刑执行体制中目前这种尴尬的僵局负责。检察官指责法官，法官责怪法庭，法庭批评法律，而使得这些法律得以下达执行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则闭口不言。长期以来，对死刑执行不畅负责的“替罪羊”是辩护律师。的确，辩护律师中有一批极端的死刑废除论者，如苏珊·史密斯的律师戴维·布鲁克，几乎在全国每个审判点都反对过死刑。事实就是这样，法官同意死刑延期执行，法庭提供一些繁复的法律依据，检察官又不见行动。印地安那州有一个案子，仅抄录审理记录就用了两年时间。在大多数没有死刑的州检察官办公室里，大量的上诉案被摞在一边，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政府律师来处理。

    高居整个体制顶端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死刑事务中摆脱出来，但仍得忙于少数几个大要案。更糟的是，因为缺少了像威廉·布伦南和瑟古德·马歇尔那样长期坚决反对死刑的法官，最高法庭在死刑案审理上经常四分五裂，意见不一。也就是说，即使是联邦最高法庭也难以解决问题，更不用说下面的基层法庭了。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11法庭的首席法官杰拉德·乔弗拉特说，他的同事们要花大半的时间来处理死刑案，“我审理工作干了28年，没有比死刑案更难弄的了”。

    一些法官办案的时间似乎特别长。1986年，亚利桑那州一名叫鲁宾·扎拉戈纳的杀人犯试尽本州各种法律补救办法，最终上诉菲尼克斯的联邦地区法庭。此后，该案便渺无讯息。9年来一直在处理该案的法官厄尔·卡罗拒绝发表评论。两年前，亚利桑那州首席检察官格兰特·伍兹对本州慢吞吞的联邦法官极为不满，采取了一项特别措施。伍兹要求设于旧金山的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9法庭命令法官对已冷落了10年之久的30件案子作出裁决，但遭到上诉法庭的拒绝。事后，一位检察官调侃说，“推动联邦法官办案犹如教猪跳舞，毫无效果反而惹恼了对方。” 第9法庭本身也经常遭受政客们的攻击，说它是“全人类最无法无天的法庭”。

    1992年，臭名昭著的罗伯特·哈里斯案使整个联邦审判系统尴尬不堪，下不了台。关押于圣昆达死囚监狱的哈里斯，13年中先后6次受到加州及联邦最高法院的审判。4月21日是原定的行刑日，可就在此前一天晚上天亮前的几个小时里，第9法庭仍不断下令延期执行。最后，被激怒了的最高法庭指责他们是“非暴力反抗”，并命令他们不得再干涉，哈里斯才得以用毒气处死。该案让加利福尼亚司法系统的有关人员蒙羞至今。

    在加利福尼亚407名死刑犯中，第9法庭仅审理了8件。另有120件被州最高法庭拖延，原因是没有辩护律师为犯人辩护（可那又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据称，州法庭根本还没考虑给1993年—1995年间的犯人委派律师，目前还在办1992年的案子。死刑案是唯一没有律师争先恐后来赚钱的诉讼领域。对死刑这种表面赞成却无实际行动的矛盾心态，并不只局限于法官和检察员。1996年早些时候，佛罗里达宽厚的州内阁竟投票同意推迟对丹尼·多伊尔案作出裁决——他是位心理变态的杀人犯，13年前被判死刑——直至2020年，他将继续呆在死囚监狱。陪审员们似乎也有同样的心态。1987年，路易斯安那州使用电椅行刑，在为期分别为9天和5周的两个死刑期中各处决了4名犯人，可是，在随后的21个月里，全州的陪审团仅判了两个人死刑。

    实际上，对于死刑，人们只可能有两种态度，赞成或者反对。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谁也不愿维护现行的那套虚伪又缺乏原则的死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