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界亮了相。但时隔不久，这桩案子就出了问题。在一个月后的预审过程中，格蕾宣布撤回她的证词，声称警察事先在一家旅馆里询问了她7天之久，她是被迫作伪证。鉴于格蕾的证词是针对吉姆尔松的，只好将吉姆尔松的案子暂时搁起来。为此，检察官以制造伪证和参与**为理由，将她判了50年的徒刑。为了进一步证明这桩案子处理的完全正确，检查官要亚当斯出来揭发同伙，并答应以释放作为报答。 然而检查官的诱供遭到亚当斯的拒绝。他说，“如果我这样做了，良心上过不去。那些人根本不去弄清事实真相，就胡乱对我们捏造罪名，宣判有罪。”

    1978年秋季，经过5周的审讯，他们被正式判刑：亚当斯判了75年监禁，雷恩基终身监禁，吉姆尔松和威廉姆斯死刑。威廉姆斯被关在死刑犯人的牢房，离电刑用的电椅仅30英尺。当时他几乎天天都在设想，自己该怎样走到椅子边，怎样被通上电流，怎样一命呜呼。1982年，对威廉姆斯和雷恩基的判决因证据不足被上级司法部门推翻。1987年，案子重新审理，格蕾重申她最初的证词完全是在警察的强迫下作出的。法院重新审理了她的案子，结果宣布无罪释放。对与这案子有关的4名嫌疑犯也进行了重新审理和判决。近20年来，这桩案子一直疑点很多，判决修改了好几次。1995年5月，伊利诺州法院否决了对吉姆尔松和威廉姆斯的死刑。

    在伊利诺州法院否决了吉姆尔松等的死刑之后，帕罗特斯教授和他学生以及私人侦察员雷恩·勃朗和一些律师组成专案调查小组，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对案子重新作了全面查证。他们首先找到了格蕾。她再次坚定地说，“警察强迫她对4人的杀人行为作证，并捏造了证词。”不过，此案真正的突破是学生们查阅当时侦察员的调查笔记时，找到了其他几个嫌疑犯的材料。

    教授还了解到，一个叫马温·申普森的当地人曾告诉警察，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他听到枪声，并看到他认识的伊拉·约翰逊在那座旧的镇政府楼旁边猛跑。第二天，约翰逊和他弟弟凡尼斯跟两个名叫罗宾森和洛德利格茨的朋友见面，显然是在商讨出售从加油站偷来的东西。

    帕罗特斯教授感到十分惊奇，警察居然未找申普森谈话，也从来没有询问那些嫌疑犯。私人侦察员勃朗立即动手查找这4人的下落：凡尼斯于1993年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罗宾森和约翰逊因犯了其他杀人罪行被判了刑，关押在监狱里。约翰逊现年36岁，承认18年前是他们杀害了这对就要成为夫妻的青年人。

    1996年7月教授查到真正凶手后打电话给威廉姆斯时，威廉姆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哭泣不止。更为重要的是调查小组又找到了新的证据：威廉姆斯等4人的血型与死者谢玛尔身上的血迹的血型不同。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他们与此案无关。

    18年的冤案终于昭雪，4名无辜的黑人青年终于获得了自由。雷恩基入狱时，儿子还是婴儿，而今已是青年了。吉姆尔松已当上了外祖父。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痛苦经历，我的耳边仍然响着警察砸门的声音，一闭上眼睛。就看到监狱的悲惨生活。”他们决心要重新振作起来，绝不被内心的痛苦所压倒。可是，他们无法理解警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亚当斯说，“我的一生无缘无故被毁了，我一直在考虑他们究竟干了什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越来越多像帕罗特斯教授一样的人投入到为无辜的人洗刷冤屈这件事情上来，美国现在登记在案的类似私人志愿团体已经有上百个，他们为警方破除冤案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