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来源于爱

    21年前，艾德·兰伯特和诺娜夫妇通过律师收养了克里斯蒂娜。因为克里斯蒂娜是从孤儿院里领养的，兰伯特夫妇也不知道她的生身父母是谁。当克里斯蒂娜慢慢懂事的时候，他们就告诉女儿她是收养的，因为他们认为克里斯蒂娜有权知道自己的身世。4岁时，克里斯蒂娜患了糖尿病。“那时看上去并不严重，注入胰岛素就能控制病情。”诺娜说。她是一个娇小、热情的50岁的妇人。

    十多岁时，克里斯蒂娜已长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在学校里，克里斯蒂娜是个优等生，老师和同学都喜欢她；在家里，她骑马、弹风琴，是个听话的乖女儿。然而厄运还是降临了。1978年，还在上大学的克里斯蒂娜的糖尿病骤然恶化。一觉醒来，她突然发现已经看不见自己伸出的五指：视网膜血管爆裂，她失明了。

    兰伯特夫妇马上把克里斯蒂娜送往波士顿马萨诸塞中心医院接受治疗，克里斯蒂娜也猾配合。但不久，她的身体就变得虚弱起来，血压下降，血液循环反常。艾德说：“她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承受着这个打击。但一年半以后，她的肾衰弱，只得每周进行三次理疗。”

    克里斯蒂娜的主治医生德昆希对兰伯特夫妇说：“你们女儿的病在加重。早做肾移植，伺能得救。如果能找到她的生身父母，得到一个捐赠的肾脏，就会大大减小植入的阻抗。”兰伯特夫妇也知道如果肾移植进行于血缘关系者之间，就有90％以上的成功率，否则低于70％。因此，他们当务之急就是必须找到养女的生身父母。

    于是，他们抓住每一个可能的线索，顺藤摸瓜地为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他们首先找到了为克里斯蒂娜接生的医生。这个医生知道克里斯蒂娜的生母是谁，但他正身患重病，已不能谈话。

    兰伯特夫妇又把目标转向当年他们收养子女的法庭记录，但因为时间太久，记录已经被封存。为了能看一下法庭记录，艾德求教一位律师。律师说：“我很乐意帮忙办成，但坦率地讲，这几乎不可能。”但诺娜和艾德没有灰心，他们祷告上帝：“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救活孩子。”

    他们马上又找了另一个律师，律师去见马萨诸塞地方法官，请求为合理的缘由开启记录：一个姑娘的生命维系于此。那天晚上，律师打来电话：“法官说你们不能看记录。但我可以。”回来后，律师告诉诺娜和艾德“记录里写着克里斯蒂娜生母的名字：梅特兰·勃朗蒂。”

    知道克里斯蒂娜生母的名字后，诺娜和艾德在公立图书馆里，一页页地翻查书架上的旧电话簿和城市人名录。不久，他们就发现有许多叫勃朗蒂的，就此打了几十个电话，但均未找到。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始终都瞒着女儿。他们知道，即便找到了梅特兰·勃朗蒂，但如果嘶愿献出肾脏，克里斯蒂娜不仅不会得救，反而会受到更大的打击。

    从图书馆寻找希望的线索断了之后，诺娜和艾德就转而查询旧的结婚登记卡。诺娜要照料羸弱的女儿，艾德在航空公司就职，所以一天只能查几小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艾德决定提前退休。

    终于，在厚厚的卷宗里。梅特兰·勃朗蒂这几个字眼跳入艾德的眼帘。从记录上艾德获知：在1953年，即克里斯蒂娜出生前4年，梅特兰·勃朗蒂与一个叫沃特斯·塞姆的人结婚。这是否就是他们要找的梅特兰·勃朗蒂？另外，沃特斯·塞姆和梅特兰·勃朗蒂是否还住在当地？还有，是否他俩还活着？这些均是未知数。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线索后，艾德又翻旧电话簿，但没能找到沃特斯?塞姆。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被艾德和诺娜的行为感动，对他们大开方便之门。至1981年底，他们甚至翻查了全部不动产的办理记录和商业执照申请，但仍无沃特斯·塞姆这个名字。

    1981年秋天，德昆希大夫告诉艾德：“如若再不很快找到克里斯蒂娜的父母，就只好给她移植无血缘关系者的肾。她的心脏极弱，风险很大，也许会死于手术台上。”

    忽然有一天，艾德灵光一闪：自己原来工作的航空公司对每位旅客都有一个记录，为什么不问问他们呢？艾德马上给公司打电话询问，乘飞机的老顾客中有没有叫沃特斯·塞姆的。果然有，他被告知沃特斯的居住区，但没有电话号码和具体地址。艾德的情绪有些低落，他后来承认：“当时，我们只抓住了几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