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制定并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禁止华人入境法》；1892年该法案被国会延长10年，1902年又被国会无限期延长。1882年《禁止华人人境法》创造了美国移民史上拒绝一个种族入境的恶劣先例，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大耻辱之一，也是美国的白人一贯自我标榜的自由的虚伪性的见证之一。

    《禁止华人入境法》是白人控制的民主政府对少数民族施行的暴力。对美国的华人和华人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华人在美国由此落人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被拒斥于美国的所谓“主流社会”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回家，因为他们没有公民的身份，一旦离境，就再也不能入境。他们地位低下，没有法律的保护，继续受到种族主义者的骚扰。早期来到美国的华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因为他们或者没有打算在美国长期居留，或者暂时没有在美国站住脚。有家室的许多华人打算挣足了钱回乡购置田地，单身的华人小伙子挣足了钱才能娶媳妇。

    《禁止华人入境法》的通过使有家室的华人不能与妻子团聚，没有家室的华人落得终身打光棍的下场。因为他们既不能出境讨媳妇，又不能娶当地的妇女，美国许多州实行的《禁止异族通婚法》根本不承认华人的基本人权。这对那些抱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华人来说，岂不是一种惨无人道的迫害?自1882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华人社会不仅没有发展，而且持续萎缩。这是美国的移民史上的反常现象。这是一个社会对它的成员最骇人听闻的暴力。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不也是一种恶毒之极的“种族清洗”吗?

    华人是第一个因为肤色而被美国拒绝的族群，而《禁止华人入境法》归根到底是种族主义的产物。以后，来自日本的移民在西海岸受到类似的排斥，西奥多·罗斯福政府同日本政府达成君子协议，让日本政府自己主动停止出口劳工。印度移民也受到排斥，1923年，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因为印度是非欧洲国家，所以其公民无权加入美国籍。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后，相当数量的菲律宾人涌进美国。他们一方面填补了美国排斥亚洲移民法案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又享有比其他亚洲移民稍微优越的地位，因为菲律宾既然成为美国的领地，菲律宾人也就自然成为美国的合法居民，可以在美国自由来去。同其他亚洲移民相比，菲律宾人在美国的遭遇没有明显的差别。著名的旅美菲律宾作家卡罗斯·布罗桑(Carlos Bulosan)在他的自传体小说《美国在我心中》(America is in the Heart)生动地记述了他和他的同胞在美国西海岸的颠沛流离。他们不仅受到白人雇主的剥削，而且经常遭到白人的非难。如果菲律宾小伙子居然同白人姑娘谈情说爱，那么他多半会招来白人的一顿暴打，卡罗斯本人有一次差点被几个白人打死。

    也就在这一时期，大批的中南欧移民来到美国，美国的人口更加多元化，“大熔炉”(melting pot)这一字眼应运而生，创造这一时髦术语的人的本意大概是说，美国社会以它特有的魅力和强大的价值观念足以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铸就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多年来，美国人以自己社会的包容力和消化力而感到自豪。与其他社会和文化一样，美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极大的反差。在美国借以立国的移民和归化这一问题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仅突出，而且持久，至今尖锐存在。美国上层阶级对移民始终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移民，没有移民这一先决条件，就没有今天的繁荣昌盛的美国。另一方面，由于种族主义的作祟，他们又常常想将非欧洲国家的移民拒之于美国的大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