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2)

    ·山巅之城：美国“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方向”吗？

    在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自诩以“道义”的力量战胜苏联，并一直鼓吹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当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在过去的10年内为全世界信息产业人士顶礼膜拜的时候；当美国的公司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财富神话的时候；当比尔·盖茨以人类历史上创记录的短时间聚集起世界上最大的个人财富的时候，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都希望，美国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当时，也只有美国人能够如此骄傲地说，美国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方向，此刻的美国是傲视全世界的“山巅之城”。

    这山巅之城的主人——美国历届领导人，一直孜孜不倦追求的，是让世界各国皈依于所有美国制度。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才会在处理世界事务时，如同处理国内事务一样得心应手，才能让在这一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美国企业的优势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得到充分发挥，美国才能领导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在西方世界中的盟主地位，倡导推进“全球化”，以求在上述过程中谋取经济和政治双重利益。有人说，迄今为止，世界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美国主导制定的，这几乎是一个事实。国际经济与政治权力相转化的过程，可以用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的名言：“谁拥有最大的市场，谁就拥有最大的权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美国不遗余力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制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

    但越南战争之后的70—80年代，世界经济三足鼎立的局面削弱了美国制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能力。这一段时期内，各种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小了，美国与欧洲、日本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如果不是西欧和日本还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美国从西欧和日本那里得到让步的可能性会更小。这限制了美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能力。

    新经济——帝国的自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的发展使美国经济找到了新的力量和“声望”。美国的新贵公司、资本市场、智囊机构以及克林顿政府都竭尽全力要把发轫于美国的“新经济”推向全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一系列“新经济”领域全球性规则的制定。此时，冷战的结束也结束了对全球市场的人为政治分割，这恰恰给了“新经济”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

    首先，是美国“新经济”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欧洲、日本等国家的第一批新兴网络公司中都有美国资本的介入。美国公司以资本、知识产权入股等模式在美国之外建立网络公司、信息服务公司或者信息技术实验室。

    其次，是美国资本向全球各国进军。“新经济”的标志性资本市场纳斯达克指数(NASDAQ)从1000点到突破5000点，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实现同样突破用了23年。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吸纳了数万亿美元，这些资本随后又经过美国公司扩张到世界各地的“新经济”中。纳斯达克也走出美国本土，开始考虑设立欧洲的纳斯达克、日本的纳斯达克、香港的纳斯达克。除了中国香港外，欧洲纳斯达克、日本纳斯达克后来先后成为现实。

    在国家的层面上，克林顿政府更是不遗余力。“新经济”成为几乎所有重要国际会议的首要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相信了美国的推销，在日本和欧洲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新经济”已经成为许多政府的优先政策。各国不约而同地为此而规划长远未来，许多信息产业白皮书显示出了它们和美国一样的雄心。渐渐地，“电子商务”、“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等等新词汇开始充斥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媒体。美国的这种“带头作用”以及这种带头作用的好处，在1996年12月达成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和1997年1月达成的电信市场协议中，表现得最为清常

    “新经济”极大地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全球经济要素的流动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快。各国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前所未有地加深了，“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90年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世界各国的普通人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体会这样一个抽象的国际政治学术语。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财经记者查德·隆沃思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就在这一刻，可能有个德国商人正搭乘瑞士航空公司班机，在法国上空用飞机上的电话，打到伦敦金融市场以日元买进美元。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工人正为空中巴士和波音公司制造飞机零迹在爪哇西部的工业区，数以百计的印度尼西亚妇女正在韩国投资的工厂，为耐克(NIKE)公司制造运动鞋。在塞浦路斯中部偏僻山村的边缘，汽车驾驶员可以在24小时营业和只接受信用卡的自助加油站加油。在纽约、东京和伦敦紧张忙碌的办公室里，大约50家垒球投资和商业银行的员工，每天处理超过1.3万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