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注意和训练，所有这些危险可以控制。

    而一旦控制，事实上就成为安全因素——在那个地区的上空、那样的天气条件下，日本人的飞机不会对我们追逐得太远！……重要的是，要记住，一旦飞行后，一切将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每次飞行都会涉及飞行界所知中的每一种障碍——普遍的坏天气，越过世界上最高和最崎岖的地区。还有，实际上我们还没有任何地面设施！此外，所有的飞行是在所运送的物资来源于12000英里以外的一个几乎完全被封锁的国家里进行，而且，我预言，每次飞行总会遇到空中攻击！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即便如此，这样的飞行依旧是可以进行的！

    威廉·兰霍恩·邦德工作向来详细、严谨、真实、客观。这份分析报告也不例外。邦德用数以千言的篇幅从空中讲到地面，从人事讲到环境，几乎是面面俱到。他不仅“规划”了滇缅公路，还“分析”了敌情，这份已经超越了他的职责范围的报告，把本该属于国民政府交通部和军情机关的工作都给做了。

    劳克伦·克里是当时负责“租借法案”物资分配的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并在分配中国物资时起过决定性作用，给了邦德极高的评价。“对他，我极为信任！”克里说。所以后来他无论是在罗斯福总统还是宋子文面前，以及各种场合都多次讲过：“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能够，我总是支持中国航空公司。因为我对他们的飞行效率和意义有最高的评价。这，主要是归功于该公司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

    当吴士驾驶的DC—3在宜宾迫降又被日本飞机炸毁后，“泛美”总公司没有及时给“中航”提供补充。宋子文知道后要求克里帮助。此时，租借法案刚刚实施，千头万绪，晦暗不明，克里也毫无办法，事情转了一圈又被推回总公司。最后总公司终于决定抽调阿拉斯加分公司一架DC—3分配给“中航”，但是，阿拉斯加分公司主任又以辞职相威胁不许调走他的这架DC—3。远在重庆、焦急万分盼着得到补充的邦德听到这一消息后，马上给总部“泛美”最高主管发电：如果中国航空公司不能得到这架DC—3，我将辞职！

    此前，任“中航”副董事长兼第五任总经理的是林伟成，他是在1937年5月19日，经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推荐受任了这个职位。上任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在美方眼中，林伟成是政府从军方派来的，当泛美航空公司决定“中航”美方空勤人员不担负运送抗日军用物资的飞行任务时，林毅然决定，征用在南京的福特4—AT和史汀生运输机各2架，以中国空勤人员来代替美国空勤人员，担负抗战期间的军用物资运输。他坚持抗战立场，遭到“中航”美方人员的责难，林以国家大义为重，强令飞行员执行运送战斗装备的命令，导致双方发生强烈冲突。虽然后来在中美高层间紧急磋商后得到了解决，但一直和林伟成“磕磕绊绊”的合作让美方实在难忍，于是，毕业于华盛顿财校、原“中航”业务主任黄宝贤被提拔为总经理。

    和前任相比，黄宝贤性情平和，凡事都和美方商量解决。一党独裁之下的国民政府是个不折不扣的效率低下、糜烂**的官僚机构。后来陈纳德回忆说，当他接受中国空军顾问这个职务后，蒋介石马上给他一张“大额”支票，并告诉他，此乃非工资而是用于政府间做事“打点”之用。此话让陈纳德听得目瞪口呆。连身为国民政府最高统帅的委员长都要如此所为，其麾下可想而知，陈纳德几乎寒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