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斯福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构想中，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是不可缺少的：它将要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国，对付俄国等大国，减少他们的崛起对美国产生的威胁。因此，罗斯福认为，“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

    其次就是势力范围。战争期间，罗斯福曾在一次国会会议上坦白地说，势力范围是美国没有力量去消灭的现实问题，所以美国的目标是力求缩小别国的势力范围，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经过战争，列强的在华势力将被扫荡出中国，美国与中国结成了同盟关系，这为美国发展其在华势力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而战后前苏联必在亚洲扩张其势力范围，中国一方面可以作为抵制这种扩张的一个缓冲地带，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中国对美国形成的依赖关系，把中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罗斯福的考虑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愿意与美国合作的中国政府是个怎样的政府？具体来讲，就是由谁来充当战后中国的领袖？——**掌权的国家不可能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在国民党内，又找不到比蒋介石更强有力的领袖。对此，罗斯福在1943年3月给马歇尔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我们大家必须记得，委员长是走过艰难的道路才成为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的……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我们要两个世纪才能达到。”他认为蒋介石不仅是战时中国的领袖，而且也是能“在战后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唯一领袖”。

    不久，国务卿赫尔的一番话表明了美国对中国的两个目标：“第一是有效地共同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倘使中国处于大国之间的任何特殊关系的圈子内，（我们）对中国在国际和国内方面的发展，就更容易发挥影响。”为了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蒋介石作为中国领袖的形象，美国政府确实做了许多努力。

    不过美国的这种努力，在有些同盟国家眼里是不以为然的。1941年12月下旬，丘吉尔携带自己国家的参谋长们到华盛顿与美国就盟国战略和政治目标进行会商。会上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声明：认为不但应该使美国人民团结起来，而且也应该使所有反轴心国的盟国团结起来。在国务卿赫尔和罗斯福讨论签字国的排列顺序时，总统认为中国和前苏联不应当列入按字母排列的国家名单中，而应当与美国和英国一起领衔签署，而且在美国的最初稿本中，中国紧跟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位，而不是后来的第四位。

    美国的这种做法使丘吉尔颇感不快，他觉得中国在美国人、尤其是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美国几乎把中国当成一个战斗力上可以与英国、军队上同俄国相提并论的因素看待的。显然，他无法同意这种看法，并对罗斯福说，美国对中国可能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的估计不切实际，显然过高了。但罗斯福对此异议不以为然。1942年1月23日丘吉尔在给韦维尔的信中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可以用一个单词来概括我在美国所获得的教训，那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