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既不跑在前头，也不落在后面”，这实际上在不久后也成为促使美国对中国进行援助的一个外部因素。

    不但如此，英国还尽可能地绥靖日本。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7年12月16日对内阁说，他“想象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对日本采取的许多挑衅行动，英国都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1937年8月，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乘坐的汽车遭到日军飞机攻击，身负重伤；年底，日军在中国沿海炸沉两艘英**舰，面对这些公开的挑衅，英国只是采取了接受日本道歉的处理方式。

    中国方面，英国则一再推托国民政府提出的援助请求，既不愿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和财政援助，更不愿通过国联制裁日本。从1937年11月底开始，英国撇开中国，同日本谈判中国海关税款控制权，并于次年5月2日签订《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协定》。协定规定日本占领区各海关过去积存和以后收取的全部税款一律以税务司的名义存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日本允诺从这些税款中按比例摊拨外债、赔款及海关经费；英方同意支付中国政府于1937年9月宣布停付的日本部分庚子赔款。这是英国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在远东地区对日本作出的重大让步。

    1939年7月15日，欧洲战争即将爆发，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和日本外相有回八郎在东京举行谈判，是月24日签订《有团一克莱琪协定》，规定：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的中国实际局势，知悉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护其占领区秩序应有特殊之要求；英国政府无意赞许有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任何行动和措施，并通告在华英当局及英国侨民切勿采取此项行动与措施；英国承认了日本侵华造成的现状。

    英国的这种态度使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更加有恃无恐的同时，也使中国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此时，美国取代了英国昔日在亚洲太平洋的地位，成为与扩张势头正劲的日本进行周旋的主要对手。

    战时常驻重庆的著名美国记者白修德写道：“英国人在进行着两场互不相干的战争。在欧洲，他们光荣地为人类的自由和摧毁纳粹役制度而战；在亚洲，他们为维持现状，为大英帝国，为殖民主义而战。”话虽尖刻，却不无道理。在此后两三年中，中英之间、美英之间在缅甸战役问题上争吵不断，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