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其事，难其选举，易其防闲，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疆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

    董子（仲舒）说：“仁指的是对待别人，义指的是对待自己。”就是以仁心爱别人，以大义来约束自己。以仁爱人，不约束别人而让人尽其所能；以义律己不因我之偏爱而增加对别人的猜疑。身为一个君王，自私自利，精制别人，却可以宰制九州，建立千秋的社稷，天下没有这个道理，况且这样也不能达到自爱的目的。

    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时，金木水火土五行，东西南北四方，各有其方位和时序。上天不会因为冬天寒冷，就在期间中安排一段温热的日子；也不会因为夏天酷热，就安插短暂的寒气；不因西北有昆仑之山，崇峻高耸，阻挡天日就削平它；也不因东南有尾闾之豁，大水浩森，浸没天日而填干它。四时、五行、四方各行其职，成为一体，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诗经》中说：“你给我木桃，我敬你美玉。”说的是齐桓公为巩固统治，以诚信对待处于困境中的卫国人，卫国人虽曾两次遇到灭顶之灾，却仍不相疑，因而卫国人以投桃报玉来表达感激之情。当君王者拜受天命，统治中州，感应天河流光，以宝剑、吉符传给后世时，总是反复叮嘱，才郑重地交出信物，亦是这个原因啊！

    然而，三皇五帝时代，根据天命的兴废，君王或是本身便实施禅让，或者是几十代之后才禅位，都不外是神明的后代，没有像赵宋王朝那样自去中国之援，削弱华夏之族，把国家送给夷狄的。辽耶律氏、金完颜氏、元奇渥温氏初兴时，也曾分居一小块领土，统治少数臣民，混身草莽之中，希冀啮坏长堤，以此作为颠覆中国的资本。

    晋、宋、梁、唐这些王朝的后期，臣下逼孤儿寡母，大权落在高官手中，当时政权的交替都很简慢随便，近臣对这种现象耳濡目染，垂涎重宝大位，政治的混乱是用不着奇怪的。这种流习沿续下去，猜疑官僚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宰辅之类的论道职，台谏之类的喉舌之职，六部官长，巡宣使臣，下至郡县之官，即使城墙上的女堞还不足百个的小城，户口还不足三千人的小县，全天下没有不被猜疑之处。在此情形下，主政者认为任官不可怀疑，即又心中严加提防，不惜为了一个小水疱而将手腕割去；认为任官可以猜疑，却又好像将自家的钥匙交给盗跖之流，而希望他们慢一点下手洗劫；认为此处值得怀疑，则又有怕狸偷鸡，却让狐去看守鸡舍的弊病。

    舜当初在任命官长时，让禹当司空，总理百政，让弃当司农官，让契做司徒，让皋陶做司法官，让伯管理郊庙，让掌管音乐、教育后代，让龙当纳言官，各专其长。虽然他们从容推让，舜则更勉励之，若任用别的人，舜必然不会同意。舜之所以说：“去吧，你能胜任！”是因为舜相信共工能治理百尺之泽，相信益能管理名山大川之蓄养。因而慰劳致谢都是舜专门主持，以体现对他们宠爱，支持他们的工作以免去对他们的约束，这样，仁义树立起来，而天下之百工才得以完成。

    天地之气，刑罚和恩德相互依存，灾祸与喜气互相感应。甘草是丰收的预兆，苦草是荒歉的预兆。酒泉和甘露，都不会流入夏桀的池塘；日珥时的

    阴风，不会笼罩尧的屋宇。诚信是由诚信换来的。猜疑是用猜疑换来的。所以五臣、十乱（五臣：指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十乱：指周武王的十个治国平乱的大臣：周公旦、召公、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阖禾、散宜生、南宫适、文王母），萧何、张良、冯异、邓禹等人，呕心沥血而毫不在乎，是因为诚信召唤他们。汉将军李广射石，虽然不是真的老虎，箭枝却完全射入石中，这也是李广射虎之诚心所致。

    以诚待人，则小人会洗心革面；以疑忌任官，则会使君子感到寒心。所以，豫让在赵国都城吞炭变哑，以图刺杀赵襄子为主人报仇。百里奚行哭于秦国，刘越石坚守于并阳；袁乐、刘秉牺牲于台下；杨业单人匹马战辽兵而牺牲；余阙（元末人，死于抗击陈友谅之战）守城而溅血，以上这些人，或背叛旧君主，或与匪类为伍，或在伪朝当官，并没有白日清水一样的往昔，而一旦慷慨赴死，大变其过去的狂妄之心，难道不是君主对他们信任得使他们难以推脱，以诚推心置腹感动得他们一定要报答吗？所以说信任并不图回报却能得到回报，猜疑并不希望得到欺瞒而欺瞒必来。

    如今的任官制度，在地方任官者，堂堂县令管不住县丞、主簿；一州之郡守管不住同知、判官、推官；一司之权，公为左使右使，而本司的二参知、副使、佥判也不听令。公文印信封掌和签发，都要求本卫官吏共同办理，唯恐长官徇私舞弊，约束长官象约束胥吏一样。这种制度施行不到百年，法度已大坏，却使得人人都借口公座共议共办，以推脱自己的责任，这种猜疑官僚之任官制度的弊病，已经可以清楚看出来了。朝廷又将地方的行政分出屯田。水利、钱法、驿传、临政诸权，又分为几道以限制诸司的权力，各道又设立各种分司，督察巡守兵粮之类事务以限制郡的权力，在驰道上，巡按之使络绎不绝，循环差遣，无时无刻都在约束着郡县。以此限制地方，可谓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