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斋都说“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也”（13）。还说连他的许多语言都“每每令人不解”，生性也“件件令人发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古今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16）。这种世上不曾见、书上未曾有的人物，显然已是游离了人物原型本相，融进了作者对世态人生的独特感受，按照全书的艺术主旨和整体构想，作了完全变化的审美重铸，成为光照古的“这一个”艺术典型。
因此，我们在研究《红楼梦》小说世界时，就应该按照书中提供的形象特征、生活蕴涵、艺术经验与审美情趣入手，品悟这个形象世界的整体运动流程与生态环境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由此展开的人际关系矛盾纠葛所包孕的生活容量，展现的时代精神与人生况味，作者融贯在整部小说世界中的多样化艺术思维、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与可贵的艺术创新经验和审美化艺术构建的神髓。对于小说的物态环境，应该着重分析它所提供的物质文化背景与社会心态表征，从宏观上对群体形象整体运转态势的深刻影响；在微观上，对人物性格运动的影响制导作用与映衬表征作用，从而透视出人物心灵变化的微妙缘由，性格运动的轨迹与时代的精神特征。不应该在所谓原址上纠缠不休。对于人物的性格运动与命运遭际，也应该根据书中的实际具体描绘，着重探索他们的形象塑造是否符合生活的发展逻辑，是否符合人物性格运动的“会有的实情”，分析他们在形象群体中的独特艺术功能，能否传递出时代的生活信息与时代流变的动律，不必过多在作者隐而未写或略而未详的出身到底是寒微或高贵上多费笔墨，作出违背作者原意的推论猜测。就晴雯来说，作者明明写她出身寒微，“身为下贱”，却有人硬要考究出她乃富家血统，可是，不管她的血统多么高贵，她出现在小说中的实际身份却是连父母都不记得的“奴才的奴才”，并以她那“光风霁月”、“心比天高”、不向权贵低头的火爆性格出现，走完了悲剧的人生历程，表现出好对封建等级秩序的不平抗争，这才是她那光彩照人的形象特色。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硬要在她的血统上做文章，把她往高贵的血统上去拉。不管人们怎么穿凿索隐，都无法改变她在书中出现的令人回肠荡气的性格特色，她的悲惨命运带给人们的不尽思索与品味。
至于秦可卿，曹雪芹明明在8回末交代秦钟出身时，顺便交代她是“从养生堂抱来的。”这就已经交代清楚了她的寒微出身。作者所以未作详细的描写，正说明她的出身并非作者刻画她艺术形象的重点，作者所要着重描绘的倒是她出现为宁府少妇后，那种“袅娜纤巧”的俏丽容貌，“温柔平和”的性格特色，受到上上下下赞誉的举止，及身体多病不久人世的悲剧命运。如果说她的出身是作者怕“干涉时世”施放的“烟幕弹”（17），就未免夸大其辞了。作者连皇帝出巡都敢借赵嬷嬷之口，说是拿皇帝的钱“买这个虚热闹”；又在元妃省亲时，把皇宫说成为“不得见人的去处”。秦氏的血统再高贵，又有何干碍不可直写？她本来就是个虚构的人物，作者写她什么出身就是什么出身，或者隐而不写，或者略而不详，自有作者对人物的出身与形象刻画的总体考虑，至于安排得是否贴切成功，人物的出身与形象表征是否妥当，那是艺术真实程度的问题，人们自然可以进行不同的研究与评判，似乎不必像对待历史人物那样，煞费苦心地进行彻里彻外的繁琐“考证”、索隐，硬要另给她找个什么高贵出身。从秦氏判词“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温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来看，从脂砚斋批语“‘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18）考究，可以看出作者刻画秦氏形象的原意是为了揭露“造衅开端实在宁”，暴露宁府道德沦、生活淫荡的衰败情状。不管作者是否赞成脂砚斋要删去“淫丧于香楼”的理由，但却从全书艺术构思的整体考虑，还是接受了删去那一**情节的意见，不仅把秦氏由淫情败露自杀改为因病早夭，而且也把她由淫妇形象改塑为乖巧俏丽、温柔平和的病妇形象。把宁府的**情状，通过焦大的醉骂来隐约表现；又在贾敬丧葬期间，以贾珍父子“聚鹿”来加以揭露。这样的删改确也避免了不堪入目的秽笔污墨，符合全书的艺术美学神韵，也达到了揭露宁府内**糜烂的艺术效果。书中的秦氏已经不是原来的设计，她的出身高贵寒微，并不能改变她在书中的具象表现，因此硬要用索隐办法去“破译”什么政治隐曲，那只能是脱离文本的“再创作”，与《红楼梦》本体毫无关联。
那么，我们在研究秦可卿的艺术形象时，就应该尊重作者的自行改定，按照作者删改后的具象描绘作为研究诠释的依据，探究秦氏形象塑造的成败得失，不必在已经删去的“淫丧天香楼”情节上多化笔墨，当然作者在删去那个表现秦氏原来性格设计的“淫丧天香楼”重大情节后，未能以新的重大情节来改塑她的新形象特征，便让她匆匆病逝，就使她的形象正面刻画显得不够丰满，缺乏黑格尔指出的“要显出更大的明确性，就须有某种特殊的情致，作为基本的突出的性格特征，来引起某种确定的目的、决定和动作”（19）。因而就显得性格“明确性”不足，模糊性有余。说她是“极妥当的人”，却未见“极妥当”的具象表现；说她临终向凤姐托梦，显出她对家族衰败的预见与胆识，可生前又未显现这种有胆有识的迹象；说她托梦的口吻似“天人”的声气，却又未显露出“天人”的来历。这就是说，作者没能“把人物内在主体性和外在世界融合成一体”（20），使她的性格显得含混不清，模糊不定，缺乏引人注目的独到性格特征与形象情致，也就不能“打动我们的情感”（21）。如果我们能够抓住作者修改后的意向与具象表征的未能和谐统一，研究秦氏形象塑造的成败得失，可能会给人以更为有益的艺术启示。
我到并不一概反对寻求作者在建构红楼世界时，所依据的物态、家境、人物的生活原型，问题是在什么基点上去探索研究，探索的目的何在。如果从物境原型联系到小说描绘的实际环境，从家境原型联系到小说中贾府的家境衰败描绘，从人物的生活原型联系到书中的具体人物形象刻画，探求这种审美转化与艺术重铸的丰富经验，找到作者知识绘声绘色、人生阅历、家境变幻、审美情趣、艺术造诣乃至时代心理特征与民族精神特征合成的心里图式与创作个性，怎么摆脱生活原型的局限，上升为融合着对象世界与作者心灵相统一的小说世界，在更高层次上显现生活的本质、历史的轨迹、时代的特征，达到世态人生的独到把握。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我们应该着力探究的；但却应该以可靠的原型资料与实际采用线索为分析的依据，而不是按图索骥，随意猜测，更不是把它演绎为曹氏的家史，谁人的传记，索隐出作者根本没有涉及的所谓政治隐曲或历史事件。一句话，只有以小说的特征去探索诠释《红楼梦》的小说世界，以文学的模拟想象的特征去探索诠释《红楼梦》的模拟世界，才可能为今人与后人提供有益的艺术借鉴，使《红楼梦》的宝贵经验发扬广大，推动今天与明天的文学创新，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又超越《红楼梦》的艺术精品来，为世界文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原载《唐都学刊》1997年第1期，入选《世界学术文库》）
注：
（1）引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1982年版3卷本，以下未注者同。
（2）（3）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和视知觉》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及《视觉思维》5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7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册172页。
（5）《鲁迅书信集?致徐懋庸（1933.12.30）》（6）鲁迅《且介亭杂文?什么是“讽刺”？》（7）黑格尔《美学》第1卷49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8）（9）（10）明义吟大观园诗句。
（11）朱一玄《红楼脂评校录》蒙府本3回侧批，59页；6回夹批，110页。下简写《校录》。
（12）《红楼梦》17、18回原文，22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7页。
（14）（15）（16）《校录》己卯本17回夹批，268页。
（17）刘心武《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载《红楼梦学刊》1992年2期。
（18）《校录》13回靖藏本回前批，184页。
（19）（20）（21）黑格尔《美学》第1卷304、335、352页。